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也同钟惺一样，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曹操，揭示了曹操品格和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总的说来，前人从各种立场、角度出发对曹操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一致或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甚至根本对立之处。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其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指斥曹操为“篡”、为“奸”。不少人，特别是像唐太宗、乾隆帝这样的本身就处于统治阶层中心地位的人，极怕像曹操这样的人物在当朝出现，因而以古为鉴，否定曹操，以维护当朝的统治。唐太宗在批评曹操“有无君之迹”的同时，却赞美诸葛亮是“至公”之人，要求臣下“不可不法”这位“前世之贤相”（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也就是要大家永远忠于唐王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正统儒家思想的濡染下，一般人都抱了愚忠的观念，对“挟持君上”“犯上作乱”的行为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将献帝视作傀儡甚至是被软禁的囚徒的曹操，在被人评论时，自然要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二是以魏为正统，则比较注意褒肯曹操，以蜀为正统，则不可避免地要贬抑曹操。正统观念的形成有其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的背景。在三国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上，陈寿《三国志》始以曹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改为以蜀汉为正统。其后统治局面与曹魏、西晋相似者，大都尊曹魏为正统，与蜀汉、东晋相似者，大都尊蜀汉为正统。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所谓“正统”的汉族政权大抵僻处江左，因而关于正统的纷争空前剧烈，南边的政权要自命正统，北边的政权也要自命正统，彼此攻讦，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对曹操是与非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带上某些偏见了。此外，曹魏建国时间不长，而历史上机运不长的朝代的君主往往易受后代的攻击，这也是影响曹操评论的一个因素。

今天我们对待前人的曹操评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该是者是之，该非者非之。尤其不要受所谓“忠奸篡逆”、正统与否之类立场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曹操忠于汉朝与否并不重要，关键看他是否为人民做了点好事。其实，即使在封建社会，如果曹操真的废掉了献帝，由自己登基称帝，把江山坐稳了，享国的时间再长一些，又能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他不是呢？在历史上像这样做了皇帝的人还少吗？翦伯赞说得好：“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的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谁能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皇袍当做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至于所谓正统，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一般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几个政权并存的时期），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造的一种观念，同样一个朝代，你说是正统，他说不是正统，甚至同时同地的人对正统的看法也不相同，如北宋太宗时薛居正修《五代史》，梁、唐、晋、汉、周都称为帝，都被认为是正统，而李昉修《历代年号》，却只认为唐、晋、汉、周是正统，朱梁为非正统。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历史上关于正统与否的争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由此而给曹操评论所蒙上的迷雾也是应予以廓清的。

不过，历史上有不少人也并不囿于忠奸之见和正统观念，对曹操的功过能够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论。即使是有忠奸之见和正统观念的人，也并不都是或只说好，或只说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们往往也能尊重客观事实，对曹操采取有毁有誉的态度。比如陈寿尊曹魏为正统，但他也指出了曹操“性忌”，即曹操性格中有忌刻好杀、残暴奸诈的一面。习凿齿尊蜀汉为正统，但他并没有去专揭曹操的什么短。曹操攻占荆州后没有好好接待从益州来的张松，结果张松怒而劝刘璋与刘备结好，习凿齿就此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矜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十三年）似乎是揭曹操的短，但揭得却完全对，从“岂不惜乎”四字看，还大有站在曹操集团的立场说话的意味。吴人所作的《曹瞒传》，是揭了曹操不少短的，其传名径呼曹操小名，就可想见其对曹操的不敬。但其所揭的短未必就都是诬蔑不实之辞，现在看来多数都还是比较可信的，它使我们看到了陈寿加以回护的曹操思想性格、行为作风的另一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并不一味揭短，也还有一些不带褒贬的客观记述，甚至是表现曹操正面形象的记述。后来的一些类似的论者，除个别人采取极端态度外，大都也能够如此。因此，对前人的曹操评论我们应采取善于分析、善于吸取的态度。通过对各种各样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曹操评论的综合排比，不仅有助于了解曹操研究曲折的发展历程，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