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都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对于曹操其人的评论频多分歧，但对曹操其诗的评论相对说来比较一致，大都给予了比较肯定的甚至是很高的评价，不难看出曹操诗歌给予后世的影响。

对于曹操的短处，前人多对其忌刻好杀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陈寿虽注意回护曹操之短，但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中也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从“至今冤之”四字看，曹操杀掉崔琰是一直遭到人们非议的。曹操东征陶谦肆行杀戮，孙盛就此事评论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操杀掉崔琰之后又废掉毛玠，孙盛也给予了批评，说：“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称‘明折庶狱’，《传》有‘举直措枉’，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未有征青蝇之浮声，信浸润之谮诉，可以允厘四海，惟清缉熙者也。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唐初王勃在《三国论》中一面尊崇曹操，说他“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又指出曹操“弊于褊刻，失于猜诈，孔融、祢衡终罹其灾，孝先（毛玠）、季珪（崔琰）卒不能免”。明人谢榛更说：“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余万……予笔此数事，以为行不顾言之诫。”（《四溟诗话》卷二）胡应麟还对祢衡等文士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说：“魏武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郁为正始。然一时名胜，类遭摧折。若祢衡辱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刘桢减死输作，皆见遇伶优，仅保首领。文举、德祖，情事稍尔相关，便婴大戮，曷尝有尺寸怜才之意！”（《诗薮》外编卷一）应当说，这些评论所依据的史实有的并不准确（如说曹操“坑流兵四十余万”“阮瑀屈列琴工”），也不能说曹操所杀的人都不该杀，但就总体而言，对曹操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

对于曹操的奸诈，前人也深为不满。曹操一生，奸诈的事情做得多了，因此有些并不含奸诈的事，也往往会被认为是奸诈的表现。比如曹操的《遗令》，本是曹操临终前真情的流露，但司马光却认为是欺世之谈。孙能传《能溪漫笔》记载说：“司马温公语刘元城：‘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子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认为曹操在《遗令》中不谈禅代这件大事，是为了自己“享汉臣之名”而有意加以回避。更有曹操死犹欺世的传说，比如说曹操担心死后被人掘墓，因而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让人分辨不出真假。蒲松龄《聊斋志异》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蒲松龄通过“异史氏”之口对此评道：“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耳。”本为不经之谈，经异史氏这么一评，倒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似的了。此外，尚有曹操墓在漳水底，中有石板墙墓道和墓碑的传说（见《坚瓠续集》），自然也属不经之谈。

当然，对于曹操并不忌刻奸诈的一面，前人也是肯定的。裴松之对关羽脱离曹营而曹操却不予追击的事就大为赞赏，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李白在《望鹦鹉洲怀祢衡》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认为曹操的度量，是要比黄祖大得多的。钟惺说：“曹公心肠，较司马懿光明些。”又说：“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讳，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为英雄。”（《古诗归》卷七）认为曹操同时兼具“惨刻”和“厚道”两种品质，就总体而言，曹操的心肠是比同为英雄和奸雄的司马懿“光明些”的。此外，谭元春在评曹操《蒿里行》中“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两句诗时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同上）吴淇在评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时说：“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辈，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