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解曹操的“全人”，有助于我们对曹操其人作历史的总体的把握。

最后再谈谈小说、戏剧和说唱等文学艺术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关于曹操的事迹，除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作了系统记载外，魏、晋人记述三国史事的著作大都涉及曹操，其中还有专门记述曹操事迹的著作。这类著作数量很多，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达两百多种，实际的数量恐怕还不只这些。其所记述的曹操事迹，大抵都有一定依据，不少可资为信史，但其中有的已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显然在著录前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已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此后这类故事继续流传，到唐朝时已经发展成一种“市人小说”，这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骄儿诗》）的诗句不难看出。到了北宋，民间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苏轼《东坡志林》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不难看出，这时期流传的三国故事已经带上鲜明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南宋以后，由于受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作家、艺术家的笔下口中曹操更日益被丑化成一个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反面人物。《三国演义》问世后，由于其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个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很显然，这时候的曹操已经演变成一个艺术形象，作家、艺术家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以自己的政治态度、伦理观念和美学理想自觉不自觉地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进行了改造。他们通过对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奸诈和罪恶；而读者则通过对这个艺术形象的欣赏、议论和褒贬，既从中获得了美的艺术享受，也从中认识了黑暗社会和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自己的正义之感和好恶之情。不难看出，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产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是有其巨大的艺术价值的，它是古代作家、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个完美不朽的艺术典型。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个主要在小说、戏剧和说唱艺术中出现的曹操，虽同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又有了很大的不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以一定的史实作为依据，但又进行了想象、虚构和夸张，在许多场合形成了虚多于实的局面。作家、艺术家对曹操所作的评价主要是一种艺术的评价，而不是一种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虽然这种艺术的评价往往受到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它同具有这种正统思想的人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仍有不同，尽管这种历史评价有时并不准确和科学，甚至有着很大的偏颇。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将历史上的艺术评价和历史评价区别开来，不要误将艺术评价当成了历史评价，在做历史评价时不受艺术评价的左右或影响。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历史上的评价确有受到艺术评价影响的情况，苏轼《东坡志林》在叙述了“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事之后说：“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将历史上的刘备视为君子，将历史上的曹操视作小人，便是其中的一例。可以说，在历史评价中“尊刘抑曹”的倾向影响了作家、艺术家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而作家、艺术家所塑造的集残暴和奸诈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明、清以后一般社会舆论对曹操采取贬抑的态度，同这种情形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时期仍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对曹操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二 “至少是一个英雄”

进入现代以后，曹操评论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早在1917年，胡适和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书信形式讨论了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胡适认为：“《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一方面认为《三国演义》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是极为成功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魔力，一方面又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曹操采取“过抑”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表达了《三国演义》对曹操所作的艺术评价不能看作是对曹操所作的历史评价的观点。

钱玄同不赞成“魔力之大”的说法，认为“此点正是不足取”，理由是：“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认为“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是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仔细想想，真正可发大笑”。其实，胡适也认为“过抑曹孟德”是《三国演义》的“谬处”，因此从根本上说来，钱玄同与胡适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但钱玄同明确认为刘备的才、学、识都不如曹操，而从居心不良的角度说刘备则同曹操没有什么区别，则是通过比较表达了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观点显豁，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