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葛亮论》中说：“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认为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没有“忠信”。在《孔北海赞》中，苏轼更说：“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可见，苏轼对曹操肯定有限，而贬抑却是很厉害的。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对曹操倒是比较敬重的。一次他经过亳州，看见城东的曹操庙已很陈旧，便命重加修整。左丞相张知白负责其事，事成之后由当时著名的古文家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记中颂扬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并说曹操是由于“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可以说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不仅颂扬了曹操所建立的“休功”，还提到“其德”，这在时人的评价中是少见的，或许其中包含有迎合君上好恶的用意吧。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降至最低点。朱熹不仅在《通鉴纲目》中直斥曹操为“篡盗”，而且似乎对曹操的一言一行都看不惯，比如他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又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俱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似乎曹操处处都在表露着他“篡盗”的本质。刘克庄的看法与朱熹相同，说：“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且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大人陆游在《山南行》《游诸葛武侯书台》《书愤》《喜谭德称归》《过野人家有感》等诗中一再以敬慕之情称颂诸葛亮，但在《得建业倅郑觉民书》一诗中却说：“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南宋偏安江左，其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同，因此南宋人一改北宋帝魏寇蜀的老例，改为以蜀汉为正统，朱熹甚至将《通鉴纲目》中原来以曹魏系年的体例改成了“以章武元年继汉”，对曹操自然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了。加之占据北方的金朝女真贵族统治者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将南宋朝廷斥为“构窜江表，僭称位号”（《续资治通鉴》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诏），这就更如火上浇油，激起了南宋爱国士大夫对于曹操的不满。在这里，曹操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化身，对于他的义愤，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义愤者的爱国感情，在当时情况下，表现出这种感情和义愤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赞许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义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看作对曹操客观、科学的评价。

在南宋一派“大讨曹”的怒声中，自然也并非绝对没有对于曹操的赞颂之辞。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说：“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虽然主要是颂扬坐断东南的孙权，借此暗讽妥协苟安的南宋统治者，但同时也将曹操和刘备抬上了足可与孙权相颉颃的“天下英雄”的地位，这比起一片“篡盗”的骂声来，自然要算是客观公允得多的评论了。

到了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对曹操则是有褒有贬的。褒的主要是曹操的文学才能和多才多艺，说：“间读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对酒》，乐府称绝，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贬的是曹操的功业，说：“孟德瑞应黄星，志窥汉鼎，世遂谓梁沛真人，天下莫敌，究其始，一名孝廉也。”接下来更说曹操“称王谋逆”，如孔融、吕布“两人不死，杀孟德有余”。可见，张溥承袭了“篡盗”的旧说，在政治上是否定曹操的。不过，张溥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乃甘心作贼者，谓时不我容耳。”谓曹操之所以“甘心作贼”，是因为担心不能为世所容，也就是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为曹操作了开脱。其末尾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认为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是实话，以此反观，为曹操开脱的用意就更显然了。

到了清代，有王夫之、朱乾、黄摩西等人给了曹操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乾隆帝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前面提到的宋人穆修所写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后收入《穆参军集》内。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看到这篇文章，不禁大为震怒，认为穆修是“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应将其文刊除，“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二）。可见，乾隆帝同唐太宗一样，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意愿出发，对曹操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