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后褒贬

祭魏太祖文》中，也对曹操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文中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认为曹操在艰难的时刻担当起了栋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其所担当的栋梁之任同前代的伊尹和霍光没有区别，而所建立的匡正之功却与伊尹、霍光不同，意思是曹操所建立的功勋超过了伊尹和霍光。但接下来唐太宗对曹操也有很厉害的贬抑：“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说曹操对东汉王朝的沉溺、颠覆不拯救不维持，没有为国献身的感情，却有无视君上的表现。应当说，曹操对献帝所抱的态度确实如此，但唐太宗显然是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以古鉴今，他当然不愿在唐朝有像曹操这样的“有无君之迹”的人出现，因此对曹操的这一表现不能不加以贬抑。总的来看，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不算高，这可能影响了有唐一代对曹操的评价。在唐代，诸葛亮和刘备的声望远在曹操之上，曹操在很多情况下被人们遗忘了，要么就是评价不高，甚至被目为祸首和篡盗，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中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元稹在《董逃行》中说“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即其例。

到了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尊魏为正统，综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及《曹瞒传》的话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又说：“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其着眼点虽在赞美荀彧，但其实也是对曹操功绩和才能的褒肯。又据劭博《劭氏闻见后录》卷九载，司马光初作《万代论》，在论曹操时曾说：“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也就是说，曹操并非“篡盗”，其天下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从上引“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话看来，司马光是完全有可能这么替曹操开解的。但是，司马光同唐太宗一样，并不赞成曹操的“无君之心”，在《资治通鉴》中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一面认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一面又认为曹操“暴戾强伉”、有“无君之心”，可见司马光在评价曹操时也是“一分为二”的。但他对曹操终于没有废汉自立的原因所作的解释却显得根据不足。不能说曹操这样做完全没有“名义”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曹操也是不愿背一个千载“篡盗”的骂名的，但这决不是曹操终于没有称帝的唯一原因，他这样做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的。

司马光之后，苏轼有《魏武帝论》一文，其中说：

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

一面说孙权、刘备在“用兵制胜”方面不敌曹操，一面又说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并以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两件事来加以说明。其实，“长于料事”和“长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开来的，平心而论，曹操是既“长于料事”也“长于料人”的，只是不能一贯正确罢了。至于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不长于料人”。明人孙应鳌写过一篇《魏武论》，针对苏轼的议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之情骄常生于得志之后，而退缩保全之意每自艰难顿挫得之。赤壁之败乃降黄巾、杀吕布、破二袁、定刘表者以为驱使也。其后止于南郑而不敢窥视西蜀，又赤壁之战先有以夺其气。”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狼狈奔北乃骄心之使然也”，此后吸取了教训，“乃知吴蜀犹为劲敌，相与合谋以抗中原，客主逸劳，势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长驱也”。并特别指出：“拔阳平入南郑，特鲁之无援耳。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险不下，吴兵从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间道北归也。”比较而言，孙氏之论抓住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因而也就更为可信。总的说来，苏轼对曹操评价不高。他对曹操的才能还是肯定的，但在“忠奸”二字上对曹操颇有看法。在《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