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荀彧表》叙述荀彧功绩，甚至同自己在战争中的几次指挥失误对照着写，最后作出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的结论，尤为惊人。
在《求言令》中，曹操将“频年以来，不闻嘉谋”说成是自己“开延不勤之咎”，要求“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气度恢宏，情辞恳款，也表现出通脱的特色。
不仅内容、风格的表现任其自然，极为随便，形式上也往往不拘格套。其文形式大都紧密配合内容，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文体随便，造语自然，简易浅显，直截了当，长短不拘，挥洒自如，对东汉散文存在的繁褥、拘谨、模拟和格式化等弊病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通脱文风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汉末黄巾大起义不仅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家机器，也打破了汉武帝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桎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曹操通过激烈复杂的斗争实践的不断磨炼，逐步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思想，因此他写文章能够讲究言之有物，从实际出发，有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顺乎自然，合于情理，不虚饰，不浮夸，表现出潇洒任意、自由随便的气度和风貌，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真实可信的色彩。当然，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有阴险刻毒的一面，他不可能事事讲实际，处处说真话。如《宣示孔融罪状令》的罗织罪状，《与孙权书》对赤壁之败的掩饰解嘲，《留荀彧表》的笑里藏刀，就都表现出了曹操文风虚伪浮饰的一面。
曹操散文的通脱风格，也是他胆识气魄、胸襟抱负、倜傥性格的必然产物。曹操作为一世之雄，具有很高的地位，踌躇满志，颐指气使，说话著文自然不必多所顾忌。他性格既刚强，又“任侠放荡”、“佻易无威重”，也不容易为传统所缚。谢榛《四溟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实可作为曹操的形象写照。
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观念渐趋明确，文学的特质开始受到重视。在这种风气的浸润下，曹操散文虽然大部分是一些应用公文，但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政论文字。它们寓情于理，因理涉事，论而有象，使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表现出一定的艺术感染力量。以下几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较深印象：
（一）感情充溢。曹操生活在多事之秋，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国家的动乱，社会的残破，人民的流离，亲友的死亡，以及战争的胜利、失败和艰苦等等，无不深深触动他的心弦。形诸笔墨，就使他的散文无论是悼亡、述志，还是表功、斥敌，无不表现出浓烈的感情色彩。且看《与荀彧书追伤郭嘉》：“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开始追叙与郭嘉的深厚交情，对郭嘉的挚爱与信任已见诸笔端。“何意卒尔失之”二句，语意陡转，悲痛之情喷涌而出。“然何益亡者”又楔进一层，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最后痛惜知己，“奈何奈何”四字，简直是抢地呼天、悲痛欲绝了。全文虽不长，而感情饱满，层层递进，十分委曲动人。
曹操内心感情极为丰富，在其散文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军谯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赡给灾民令》）表现了对于人民疾苦和死亡的忧虑悲痛之情。“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求贤令》）表现了对于“贤人君子”不可按捺的渴慕之情。“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假徐晁节令》）表现了对于胜利的大喜过望之情。“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宣示孔融罪状令》）表现了对于孔融刻骨铭心的仇视之情。“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戒子植》）表现了对于曹植的殷切期待之情。有时引述古事也一往情深，《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引为同道的同情心情大段引用乐毅和蒙恬的事迹，最后并说：“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表现上，除直接抒发外，一般都同说理叙事有机结合，通过跌宕的语调、多变的句式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语汇将感情自然带出，有的一气流注，有的沉深往复，情与气偕，慷慨纵横，很有特色。
（二）一定的形象性。首先，曹操散文既有充沛的感情，它就必然要在读者头脑中凸现出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虽不能在外形特征方面给读者以具体启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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