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人心，千百年来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这种奋进精神无疑包含着个人建功立业的动机，但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于积极的社会人生理想的追求，是为扫平割据、实现国家统一而奋其志。这在人心思治、人心渴望统一的年代，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趋向的，是激励人们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变革现实的一股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曹操今存诗除《谣俗曲》（仅存残句）外，全为乐府诗。这充分说明，曹操重视从诗、骚特别是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也是其诗歌能够具有充实健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曹操诗歌在基本精神上是承袭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的，一些诗的写作还直接受到民歌启发，甚至直接从中脱胎出来。用乐府旧题写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古辞的影响和制约，在思想内容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或主题比较接近，或情调彼此相通，或者兼而有之。现以《薤露行》和《蒿里行》为例。《薤露》古辞是：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古辞是：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乐府诗集》卷二十七《薤露》题解引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挽歌。”可见，《薤露》《蒿里》原是两曲丧歌，充满悲凄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曹操的拟作已不是丧歌，但其主旨是哀悼国家丧乱，这同古辞的哀悼个人死亡仍有相通之处，其悲凄情调更是一脉相承。在描写重点上，《薤露行》对皇室陵夷发出慨叹，《蒿里行》对人民死亡表示悲伤，同李延年以古辞《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也不无联系。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论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
曹操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也接受了汉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通俗。通俗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钟嵘《诗品》说曹操诗歌“古直”，“古直”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成为通俗的同义语，这同“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的汉乐府民歌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曹操采用在民间新起不久的五言、杂言写作，也为其诗增添了通俗的色彩，这在五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表现手法方面，曹操对汉乐府民歌也多所继承。
当然，曹操学习乐府民歌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照搬的。他所表现的题材虽然不少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但却仅仅是从同类题材中接受启发，并非怀古和述旧；虽然用乐府旧题写作的篇章在内容或情调上同旧题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总的说来却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如曹操用原为丧歌的《薤露行》和《蒿里行》描写汉末丧乱，内容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形式也由杂言变成了五言。借古乐写时事，这是曹操的独创，这不仅使曹操自己的诗歌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为其他建安诗人在题材选择和主题表现方面树立了榜样，而且也为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开出了先河。此外，比起汉乐府民歌来，曹操诗具有较重的主观抒情性质，具有个性化、抒情化的特色。曹操坚持写自己亲身目睹、耳闻、心感的东西，感情饱满，气势健旺，形成了一种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这就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形成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时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有关，曹操个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者。建安风骨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刘勰、钟嵘、陈子昂、李白等人反对六朝绮靡文风，都大力标举建安风骨，对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曹操诗歌不仅通过个人经历思想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概括说来是，其诗实现了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曹操注重对于生活的实录，其诗具有反映生活的直接性，但并不等于对生活照搬照抄。他善于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侧面进行有个性特征的观察、比较，从而选择那些最足以显示社会潮流和事物本质特征的侧面予以表现；善于根据表达理想和感情的需要对素材作必要的剪裁、集中和概括，并用极精炼的语言表现出来，不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不是记流水账、写编年史。他所表现的大都是有关国家兴衰、社会安危、人民生死、事业成败的重大题材，通过对这些题材的表现，再现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生活，显示时代发展的脉络和枢纽，发掘当事人物的内心情感，表明自己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曹操还从生活中提炼出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蒿里行》以“铠甲生虮虱”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就既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又有很强的表现力。为了再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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