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并非全无来由和根柢。这些想法一方面反衬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混乱，如陈祚明所说：“序述太平景象，极尽形容。须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另一方面它们确也曾是曹操所求索的目标，部分理想还可以从其政治军事实践中寻觅到一些踪影，如曹操曾下过《抑兼并令》压制豪强，下过《置屯田令》招抚流亡、解决吃饭问题，等等。这说明曹操在部分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使《对酒》《度关山》具有了一些真实可信的色彩。

《短歌行》（周西伯昌）、《善哉行》（古公亶父）写政治态度，《善哉行》（自惜身薄祜）咏叹个人身世，也都有史可证，可与“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题辞》）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参读。此外，大都写于赤壁遭挫后的《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游仙诗，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了曹操暮年将至、壮志难酬的苦闷，在希冀长生的同时，表达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寿如南山不忘愆”、“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哲学见解，也是不难从曹操的人生足程及思想武库中找到足够的佐证的。

可见，曹操诗歌是紧扣着个人的身世、经历和体验来反映他的时代的，大都写出了实境实情，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读曹操的诗，就宛如读了一部简明的汉末史，兴亡大事，历历在目。我们可以从中直接看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情况，看到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活动的若干具体场景、画面，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心情和内心活动，从而具体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心声；它更为我们直接提供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的若干思想观点、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的资料。我们研究汉末魏初这一段历史，研究曹操其人，曹操诗歌实不失为可靠的旁证。

曹操对于当时战乱的反映尤其值得注意。战乱给整个社会、尤其是下层人民和士兵造成了空前劫难，这是汉末最为严峻的现实。从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208）魏、蜀、吴三分鼎立局面初步形成，战乱持续了十九年之久，给北部中国广大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摧残。曹操正视这一现实，在《蒿里行》中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几句诗大幅度地作了生动的典型的概括，并流露了对于人民的深刻同情。《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土不同）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军旅征戍生活的艰苦，格调颇为凄凉。这些描写说明人民是战乱社会的真正受害者，表现出充分的人道主义精神。

曹操诗歌不仅表现社会动乱，还较深入地揭示了致乱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汉末动乱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所酿成的，曹操囿于他的阶级偏见，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对于酿成动乱的直接原因，曹操却有着相当准确的认识。东汉和帝以后，由于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互相倾轧的局面，造成了朝政的极度混乱。曹操《薤露行》诗一入手就说：“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认为致乱的根源是由于皇帝用人不当，可谓抓住了关键。诸葛亮《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所见与曹操是一致的。对那帮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曹操更不客气，直书何进、张让之流是“诚不良”，痛斥董卓为“国贼”，并具体揭露了他们或“犹豫不敢断”，或“因狩执君王”，或“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暴行。在《蒿里行》中则尽情揭露了关东那帮所谓“义士”的不义，确实是“看尽乱世群雄情形”“道尽群雄病根”（钟惺《古诗归》卷七）。两诗批判的对象，上至皇帝，下至外戚宦官头目、大军阀、士族大官僚及州郡刺史牧守，无一不是一手造成当时祸乱的元凶巨孽，通过对他们的批判，几乎否定了东汉王朝的整个统治集团。指出这帮人是千百万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关系，暴露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

曹操诗歌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同情苦难、鞭笞黑暗、“忧世不治”的同时，洋溢着“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虽处于极端黑暗的年代而能不断求索光明，虽身处分裂割据之境而能力争统一的前景，虽面对着重重困难而能奋斗拼搏，不仅揭露了众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能积极地谋求解决这些矛盾。曹操身处乱世，面对危难，也常常悲吟哀叹，其中也有一己的人生朝露之叹，但从总体看却没有对于人生的厌倦和对于前途的空幻之感，即使在那些基调较为感伤低沉的作品中也往往包蕴着积极的社会人生理想。《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和《龟虽寿》更是高昂激越的绝唱，《观沧海》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无边大海的壮阔景象展示壮阔胸怀，《龟虽寿》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自强不息、老当益壮的豪迈气概，都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