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曹操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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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

末尾说：老年人必须靠人养活的，如果年龄在九十以上，一家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虽然这种情况在战乱年代肯定少之又少，但还是体现了《对酒》“人耄耋，皆得以寿终”的思想。他如《明罚令》因考虑到“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而严禁不举火吃寒食，又如《戒饮山水令》：

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

所说虽只是一些小事，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曹操造福于民、实施“仁政”的心愿。当然，“仁政”不过是儒家思想库中的现成货色，并非曹操的发明；赡给灾民、减免租税是历代统治者都采取过的举措；统治者施行仁政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曹操施行一些“仁政”措施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使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在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让人民活得下去的措施，终归是有意义的；争取人民来支持和参与符合人民愿望及历史发展趋势的统一战争也是无可非议的。

又比如，在淳化社会风俗方面，曹操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为徐宣陈矫下令》禁止诽谤，《修学令》命各郡县兴办教育，《整齐风俗令》命令整顿以诽谤为主的不良社会风气，《礼让令》提倡礼让，《明罚令》禁止有损人民健康的“寒食”，都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禁止淫祀，提倡节俭，反对厚葬，也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整顿的范围涉及到政治风气、生活作风、处世为人乃至民间习俗各个方面，整顿的手段除正面提倡外，还采用了行政命令硬性规定革除的办法。这些不良社会风气有些是早就存在着的，其中有不少还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如淫靡奢侈、结党营私、造谣诽谤等等。随着战乱的纷起，道德沦丧，世风日沉，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不良的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安定局面的恢复，不利于维系人心的稳定，甚至不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和保持人民的健康，不利于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曹操严令加以革除，虽然在某些方面怀有个人的动机（如提倡礼让等），但总的说来是十分必要的。

曹操在《修学令》中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仁义礼让”是曹操为整顿社会风气所树起的一面大旗，也是他整顿社会风气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因此，他在选拔人才时既重视实际的才能，也不看轻道德和品行。他对“名高德大”的邴原十分优礼，对“德行堂堂”的邢颙甚为尊重，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颂扬桥玄时，也首先说他“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在德行中，曹操又最看重孝道，因此他一面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不仁不孝”也不要紧，一面却又以“不孝”的罪名把孔融杀了。提倡孝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忠，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忠于自己，他不仅不杀因母亲在敌方而逃走的毕湛，反而予以重用，说：“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我所要访求的人啊！”就表明了这一点。仁义礼让自然仍是儒家思想库中的现成货色，从理论和实际看都有其虚假、伪善的一面，但在当时对促进人心向善，对否定结党营私、诽谤生事、争权夺利等恶劣世风，确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再比如，曹操对于“刑狱”的问题也是十分看重的。我国第一部刑法是《吕刑》，是由周穆王时的司寇吕侯（即甫侯）制定的。据《汉书·刑法志》介绍，《吕刑》规定的“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也就是说，有一千种罪名该判墨刑（在脸上刺字），有一千种罪名该判劓刑（割鼻），有五百种罪名该判髌刑（削去膝盖骨），有三百种罪名该判宫刑（阉割生殖器），有二百种罪名该判大辟（死刑），判处五刑的罪名加起来共有三千，不仅繁琐，而且严酷。这样一来，难免遭到后人的非议，但曹操却说：“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度关山》）对吕侯的做法是十分赞赏的。刑法后来屡有变更，汉文帝时，下令废除墨、劓、刖（截脚大趾）三种肉刑，改用笞刑（打背）代替，该劓者笞三百，该刖者笞五百，但却往往把人打死或打成残废，故《汉书·刑法志》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东汉末年，由于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被迫多次举行大赦，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民的镇压，但确也会放纵一些坏人，所以曹操在《度关山》中主张“有燔丹书，无普赦赎”，是针对现实而发的。鉴于汉文帝废除肉刑改用笞刑后所产生的弊病，当时一些人曾主张恢复肉刑，但遭到了孔融等人的反对。曹操也有恢复肉刑的打算，于是在建安十八年（213）专门下了一道《议复肉刑令》：

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