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正谓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
陈鸿胪即陈纪，是御史中丞陈群的父亲，曾任大鸿胪之职。陈纪曾经提出过恢复肉刑的主张，故曹操要陈群来主持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文中的“死刑”实际指肉刑，“仁恩”指笞刑，因汉文帝废除肉刑改用笞刑曾被称为“仁恩”；“加于”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讨论的结果，陈群、钟繇、仲长统等人迎合曹操的意图，主张恢复肉刑，而王朗、王修等不少人则认为不能够恢复，理由是吴蜀尚未平定，战争还在进行，如果恢复肉刑，会使闻者生畏，把那些想来归附的人吓跑。曹操对陈群、钟繇的意见很欣赏，但也感到反对的意见不无道理，权衡利弊的结果，只得暂时将此事搁置了起来。总的来说，曹操对于法治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以法治政，以法治军，无论对百姓，对部下，甚至对家人，都实行严刑峻法。曹操要拯救乱世，要尽快实现社会的安定，要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那些腐朽的军阀所难于企及的。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对劳动人民的反抗进行镇压的企图，对下属、特别是对下层士兵的惩罚也有其残酷之处，但比起那些无章可循，任意屠戮百姓、草菅人命的军阀来，又要算是有所节制的。有了法后就要严格执法，要“轻重随其刑”，而不能轻重随意，更不能草菅人命，这一点曹操也是注意到了的。他在《选军中典狱令》中认为，刑法是关系众人的生命的，让不合适的人去掌管关系三军生死的大事，他很担心，而要选用精通法律的人来掌管刑法，就表明了这一点。
不难看出，曹操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确是在部分地实行着的，至少是在努力地追求着的。他自然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变成现实，但他根据自己的理想所采取的政治措施却不同程度地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效果。他能力克群雄，逐步统一北部中国，使社会秩序逐步走向安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曹操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抵触的、矛盾的，但它们在曹操的世界观中又得到了和谐、有机的统一。概括地说来，就是在总的政治方向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可以采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或对同一方针政策的某些方面有所倾斜，有所侧重。比如，曹操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提倡礼义和施行刑罚，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曹操在这里把它们统一了起来，就是在国家安定推行教化时把礼放在首位，而平定乱世的政治措施则把刑罚放在前面。不同时期各有所用，或者说各有侧重。既然有首就必有次，有先就必有后，在国家安定推行教化时把礼放在首位，意味着把刑罚放在其次的地位，平定乱世时把刑罚放在前面，意味着把礼义放在后面，这样两者也就统一起来了，作为政治措施也就互不矛盾了。实际上两者本来也是相辅相成的，任何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都是不可能绝对地只用其中的一手，而绝对地排斥另外一手的。曹操一方面要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要搞法治，其对立统一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方面要施行仁政、推广教化，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用兵，其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荀彧曾称颂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大体上说明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因此，当曹操打败吕布后袁涣向他建议大力宣传道德和仁义、同时注意安抚百姓时，他深表赞同；当他进驻长安准备西征，刘廙向他建议像周文王那样“归而修德”，以实现“国富而安”时，他又表示“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报刘廙》）。袁涣和刘廙提出的是同样的建议，曹操所表明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从表面看是难以理解的，但从实质上看也就不难理解了。
曹操所强调的用人标准，一会看重德行，一会又说“不仁不孝”也不要紧，这两者又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曹操的回答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吏士行能令》），也就是国家在太平时崇尚德行，在战乱时奖赏有功劳有才能的人。这样，两者也就统一起来了。当然，如果既有德又有才最好，但如果不能兼备，也不能废弃不用，而应当用其所长，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罢了。这是曹操在用人问题上的通达之处，实际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说来，曹操的政治思想具有针对现实、从实际出发的特色。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某些实用主义色彩，甚至有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之处，但这主要是由曹操谲诈多变的性格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造成的，作为大政方针，则曹操并不以儿戏视之，他还是从大局出发，抱了严肃认真的态度的。
二 军事思想
曹操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旅中度过的。长期的战争实践使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向以孙武、吴起等为代表的先秦军事家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在我国中古军事思想史上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曹操一生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兵法，研读了大量兵家著作，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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