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形，中间一方是公田，周围八方是私田，种私田的农奴或野人要无偿地耕种公田，养活土地所有者。从有关历史记载看，种私田的农奴或野人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是严重的，他们依附在领主的土地上，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但在孟子笔下，井田制却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他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春秋以后，井田制逐渐瓦解，农民逐渐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又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一些豪强地主大量占有土地，这不仅使一些农民重新沦为农奴，而且大量的封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这样，汉代以后就有一些人重新怀念起井田制来，甚至主张恢复井田制。在曹操的臣僚中也有这样的议论。丞相参军事仲长统在其《昌言·损益篇》中就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其《抑兼并令》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与这里所提出的“井田”的设想在思想上是相通的，目的都是为了设法对付豪强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下民”的利益（当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曹操提出“封建五爵”，也是为了对那些“田亩连于方国”“荣乐过于封君”的豪强势力有所抑制。当然，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提出“封建五爵”一样，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恢复良好封建秩序的愿望，并非真的打算去，恢复这种古老的制度。时代毕竟不同了，曹操不可能糊涂得连这一点也不清楚。
诗的末尾，曹操提出了“厉俗”的问题。所谓“厉俗”，就是改善风俗。殷朝末年，孤竹国君的长子伯夷在孤竹君死后，与其弟叔齐互相让国，弃国逃走。曹操认为，世人之所以赞叹伯夷，就是想以伯夷为榜样来改善风俗。从哪几方面来改善风俗呢？曹操认为，一要提倡节俭，二要提倡礼让，三要提倡“兼爱”“尚同”。礼让的例子除了伯夷外，曹操还提到了许由，许由是尧时的贤士，传说尧要把帝位让给他，他认为是受了污辱，于是逃到箕山下种地隐居。曹操认为，如果大家都像许由那样谦让，还会去打什么官司、辩什么曲直呢？类似的思想，曹操还在《礼让令》中表述过：
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
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
认为实行礼让是符合儒家经典的精神的，并对礼让的内容作了具体解释。“兼爱”“尚同”则是墨子的思想。《墨子·兼爱》提出“兼相爱”，也就是主张人们要普遍地相爱，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尚同》又提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意思是要实现平等，实现统一。曹操提出“厉俗”，当然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其目的同他颁布《整齐风俗令》的目的大致相同。提倡礼让、“兼爱”，不仅是为了制止民间的械斗争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着大大小小的割据者而言，曹操希望他们能够向让国的伯夷、许由学习，不要争权夺利，更不要有“王天下”的奢望和梦想，而应服从在他挟持下的献帝的领导，实现天下的和平与统一。这里面，既有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善良愿望，也有个人政治上的深层谋求，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至于曹操自己，他肯不肯礼让呢？那得看形势和需要而定，但总的说来，他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礼让。比如献帝都许之初，他将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那是迫于袁绍的压力，而且袁绍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名号，他实际上并无调动全国军队之权，这个权力主要还是掌握在曹操手里。又比如献帝给曹操加官晋爵时，曹操总要一次次地上让表，但那不过是好看的官样文章而已。在实质问题上，曹操是不让的，政权、军权、财权，无一不是如此。不过，曹操要统一天下，这样做倒也并不难理解。他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为了整顿社会风俗，谋求国家的统一，号召别的人们都来礼让，同样也并不难理解。
《度关山》提到了不少古人古事古制，意在通过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对酒》则以讴歌太平时代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其辞云：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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