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思想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其政治思想是丰富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曹操的政治思想总的说来是要“富国强兵，用贤任能”，“富国”是目的，“强兵”和“用贤任能”则是达到“富国”目的的手段。在东汉积贫积弱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一个“富国”，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富国”的理想，以及达到“富国”的手段，在曹操的诗文中屡屡有所反映。如《度关山》：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帮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诗中涉及了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问题。曹操认为，天地间人是最可宝贵的，但人需要管理，这就需要“立君”。所谓“立君”，就是在全国老百姓之上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看起来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在当时曹操却是有感而发的。汉末大乱，人民大量死亡，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成了草芥一般，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曹操看来是由于君主集权被破坏，皇帝名存实亡，各地州牧郡守拥兵自强，互相攻杀，社会秩序因而变得杂乱无章。曹操提出要“立君”，在迎献帝都许后自然有号召大家尊奉献帝的意思，献帝是一面旗帜，大家都来尊奉献帝，自然就有利于自己扫平割据、统一天下的大业。当然，在曹操自己，他只是需要在表面上尊奉献帝的，在骨子里，他只是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有朝一日取献帝而代之，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孙成为真正的“君”。但无论如何，“立君”在曹操看来是必要的，他要“立君”的态度是真诚的。
“立君”的目的是为了“牧民”，也就是要统治老百姓。为此，必须“为之轨则”，也就是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需要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让官吏严格遵守执行。还必须设立刑狱，奴隶的卖身契可以烧掉，但不能实行普遍的赦赎。舜时主管刑狱的皋陶，周穆王时主管司法的甫侯，执法都很严明，只要像他们那样去做，哪里会有什么失职呢？
曹操还要求君王经常出巡天下，在四方边远的地方都留下车辙马迹。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提拔贤能的官员，把那些昏庸无能的官吏撤职，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此外，国君应当节俭，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是公认的美德。并以历史的教训为例，说明君王节俭就能得到大家的拥护，君王奢侈就会招致人民的反叛。《说苑·反质篇》载，尧做天子时，用土碗吃饭，用土瓶饮水，天下臣服；后来舜即位，刻木为食器，还在上面涂上黑漆，开始讲究了，结果有十三国诸侯背叛他。“采椽不斫”，就是用栎木做的椽子不经砍削，仍保留着木头的原貌，也就是不讲究雕饰的意思，语出《韩非子·五蠹》：“尧作天子，茅茨不剪，采椽不斫。”曹操要求君主节俭，目的是为避免“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现象出现，也就是不要让君王为了满足一人的贪欲而无休止地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这种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曹操在这里提出了“封建五爵”的问题。所谓“封建”，指封诸侯，建国家，即指古代的分封制；“五爵”，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五等封爵制始于西周，所分封者多为周王的同姓子弟，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周王室的统治基础，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到春秋战国时期，爵位制度发生很大的变化，除沿袭按血统关系分封的旧制外，又有按军功、职位、才能授爵的新制度，其中秦国有专门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秦王朝建立后，废除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不久，秦朝灭亡，西汉初年又恢复分封制，宗室封爵分为王、侯（县侯、乡侯、亭侯）二等，功臣的封爵沿用秦的二十等爵。但不久，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东汉以来，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利弊多有议论，有的认为周因实行分封制而亡国，分封制不可取；有的则认为秦国实行郡县制而灭亡，郡县制不可取。曹操在这里提出“封建五爵”的问题，一因当时臣僚中有否定郡县制的议论，如丞相主簿司马朗就认为“天下土崩之势”是由于“秦灭五等之制”而造成的；二因曹操对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政素来向往，不止一次以文王、周公自比，因此对西周初年的政治制度也就表露出了景慕之情。可以说曹操对分封制表现出了一种肯定的倾向，但不能说他就真想否定郡县制而去实行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在这里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一种良好愿望：希望上下有序，各安其位，以恢复和建立一种稳定的有条不紊的封建秩序。
曹操还在这里提到了“井田”的问题。“井田”是周代曾经实行过的一种土地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作过这样的说明：“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也就是说，方九百亩之地为一井，画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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