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后，逐步控制了朝政，奠定了司马氏以晋代魏的基础。
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是曹操获得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个土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个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实践中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毛玠原为县吏，满宠原为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属。或出身微贱，或身为布衣，而被曹操发现、使用、提拔，最终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既大量从外部罗致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养人才，终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绝的态势。
曹操主观上想大力罗致人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不少人才主观上也想投归曹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下列原因：
一是曹操以朝廷名义延聘人才，崇拜汉帝偶像的人们便会欣然而至。有些人并不满意曹操，但看在献帝的面上，也只得接受了召命，最后在实际上为曹操所用。
二是曹操屡次战胜，势力一天天强大，有识之士看到曹操能成大气候，因此愿意依傍曹操。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有的在政治上不得意，有的不仅在政治上不得意，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变易姓名隐避他乡，这些人大都希望改变目前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寻求到发展的机会。但战乱之后，他们丧失了门第的凭藉，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投奔权势者成了他们改变处境的唯一出路。曹操力挫群雄，异军突起，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因此纷纷前来投附。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中受到打击，无法继续独立称雄的豪强地主，也纷纷率部投归曹操。有趣的是，投归与背离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的高下之别、人心向背。何夔避乱淮南，袁术到寿春后，千方百计想留他、用他，他却认为袁术不得人心，必生祸乱，因而想方设法摆脱袁术控制，到北方做了曹操掾属；避乱荆州的赵俨看出曹操有平定天下的才能，于是扶老携弱北投曹操，被曹操任命为朗陵长；裴潜则看出刘表不是“霸王之才”，最终必然失败，从荆州南奔长沙，在曹操平定荆州后北投曹操；田畴避乱徐无山中，袁绍多次征召，他一概予以拒绝，而曹操前往征召，他却立即出门上路，田畴投归曹操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但他的选择同样是颇具代表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曹操不仅能够热心延聘人才，而且能够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在这方面，曹操也与其他割据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郭嘉原想投附袁绍，后来看到袁绍只想效法周公的礼贤下士，却并不懂得用人，因而毅然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平定荆州后，罗致、任用了大批荆州士人，当他在汉水边大摆筵席庆贺胜利时，王粲举杯祝贺说：“袁绍起兵河北，仗恃人多势众，一心想要吞并全国，但他喜爱贤才却不能够使用贤才，所以贤才都纷纷离开了他。刘表在荆州坐观时局变化，自以为可以效法周文王。到荆州避乱的士人，都是国内的英才，刘表却不知道使用，所以陷于危困而无人辅助。明公平定冀州后，立即整顿武备，延揽豪杰并加以重用，所以能够驰骋天下。平定荆州后，又大力进用贤士，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上。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真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才有的举措啊！”
王粲这段话，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将曹操同袁绍、刘表相比，说明曹操能够重视人才以成就大业，却是符合实际的。袁绍出身世家大族，人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为“八俊”之一，而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论罗致人才的客观条件，他是不如袁绍、刘表的。但由于他在主观上能高度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有一套罗致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办法，终于在罗致人才方面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并依靠自己的人才条件，最终战胜了袁绍、刘表。可见，曹操的主观努力，成了他能大量罗致人才的一个关键。“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战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对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后来越迫切。特别是赤壁战败后，面对孙权、刘备日益强大、天下三分逐渐形成的形势，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罗致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的力量。为此，他专门先后三次下令，要求部属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210）春，令文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令文首先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帝王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而所得贤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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