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一样倾心于曹操。一次，孙权派兵围广陵，陈登派陈矫求救于曹操，曹操很欣赏陈矫的才能，当时就想把他留下来。后来，徐宣、陈矫都被曹操召为司空掾属，甚见亲用。但徐宣、陈矫却“私好不协”，常闹矛盾。陈矫原来姓刘，因过继给舅舅为子而改姓陈，长大后又娶了刘氏本族之女为妻。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这样做是违逆的。徐宣抓住这个辫子不放，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对陈矫进行诋毁和排挤。曹操爱惜陈矫的才干，有心保全他，于是下了这道手令。
曹操认为，像同族结婚这一类错误，是由于战乱以来风俗教化日渐衰败造成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能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如果对这类属于风教方面的问题总是抓住不放，势必有存心攻击之嫌，所说也即成为“谤议之言”，而谤议之言是难以用来评论一个人的好坏的。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曹操果断决定：建安五年以前所发生的问题，一概不再追究。今后如果有谁用断限以前的事情来诽谤别人，就把他加给别人的罪加在他身上。在这里，体现了曹操积极而又稳妥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胸襟、气度和魄力，体现了一种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的精神，确立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这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原则，同时也体现了曹操从大处着眼、不怕有“偏短”的用人原则。这不仅是保护了陈矫一个人，制止了徐宣、陈矫之间矛盾的发展，同时也是保护了成百上千像陈矫这样的部属，对加强内部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那些无中生有的匿名诽谤者，曹操更是深恶痛绝。一次，有人投书诽谤他人，曹操十分气恼，想要查个水落石出。国渊秉承其意，根据匿名信中较多引用张衡《二京赋》这一线索，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将作案者查出，给予了应有的处理。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平定冀州后，还下过一道手令：“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意思是，凡跟着袁氏一起做过坏事的人，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既是一种瓦解和争取袁氏集团余党的策略，同时也包含着不算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的用意，与“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的精神是一致的。
建安十年九月，曹操又下过一道《整齐风俗令》：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
这道手令也是在平定冀州之后下的。冀州是袁氏势力的老巢，长期分裂割据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人们往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颠倒黑白，甚至连父子兄弟也彼此各树党援，互相诋毁。曹操引用了几件汉代的史实，来说明当时“以白为黑，欺天罔君”的恶劣风气。直不疑，西汉文帝时为郎，官至中大夫。朝中有人毁谤他说：“不疑状貌甚美，但无奈他与嫂子私通。”不疑听说后辩解说：“我根本就没有兄长！”既无兄长，哪来的嫂子？第五伦字伯鱼，东汉光武帝时为淮南国医工长。随淮南王入朝，光武帝同他开玩笑说：“听说你做官，动手打岳父。有这回事吗？”第五伦回答说：“我三次娶妻，妻子都是没有父亲的孤女。”王凤字孝卿，西汉成帝的舅父，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子弟满朝，专断朝政，遭到不少人的指责。谷永想要依附王凤，上奏章吹捧，把王凤比作周宣王的大臣申伯。王商字子威，西汉成帝时任丞相，为人忠直，但遭到王凤排挤。大中大夫张匡为迎合王凤，上书诬陷王商“执左道（邪道）以乱政”。上述问题，既有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品质方面的问题，但其共同点都是不实事求是，有的甚至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样的诽谤、诬陷，小则可以冤枉好人，搅乱人心，大则可以搞乱朝政，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非同小可。曹操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因此下定决心整饬，“四者不除，吾以为羞”，表现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不仅是为了净化社会风气，实际上是还带着清明政治的考虑的。
曹操还下过一道《清时令》：
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
反对“私结好于他人”，实际上就是反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从“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两句不难看出，曹操反对“阿党比周”、“私结好于他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净化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大家尽心力于国事，树立朝廷的权威，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曹操这样考虑，是服从于他统一全国的大目标的，对于防止新的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曹操平定冀州后还曾下令不准报私仇，禁止大操大办丧事，违者一概以法律制裁。对于一些关乎民生疾苦的旧俗，曹操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建安十一年（206）三月曹操占据并州后，曾下过一道《明罚令》：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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