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介子推，一作介之推、介推，春秋时人。曾随晋公子重耳长期流亡，艰苦备尝，后返国渡河，见狐偃向重耳邀功，他羞与为伍，不辞而别。重耳即位后，论功封赏随他一起流亡的人，介子推偕同老母隐居绵山，至死不与重耳相见。《新序·节士》说，重耳求之不能得，于是放火烧山，以为这样可以把介子推逼出来，结果介子推被烧死在山上。后来民间为了纪念介子推，在介子推死的这一个月不举火，吃冷食。东汉时，周举改为吃三天冷食。曹操认为，北方气候寒冷，老人、小孩身体瘦弱，这样吃冷食有损健康。并举例说，春秋时有大功于吴的伍子胥被沉尸江中，吴人却并没有因此而不饮江水，纪念介子推为什么偏要吃冷食呢？于是下令，任何人不得再吃冷食，如有违犯，家长要判半年徒刑，主管官吏要判一百天徒刑，县令县长要扣除一个月薪俸。不惜绳之以重罚，不仅表现了曹操移风易俗的决心，更体现了他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
为了逐步扭转不良社会风气，曹操除对一些陋习明令禁止外，还采取了正面教育的措施。建安八年（203）七月，曹操下了一道《修学令》：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文学”，指儒家经学。“修文学”，即提倡儒学，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仁义礼让的风尚。“俊造”，俊士与造士。《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服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这里泛指才学优秀者。东汉时，郡县曾普遍设立学校，郡、国称学，县、邑称校，学、校皆置经师，经师通称文学，或称文学掾、文学史。儒学有消极的方面，但它所提倡的仁义礼让等封建道德，在封建社会中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改善社会风气确曾发挥过有益的作用，曹操提倡“修文学”，在当时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汉末自董卓之乱以来，学校被毁，人才四散，要重新加以恢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曹操能够在戎马倥偬、百废待兴的时候考虑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就很不容易。特别是，这样做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而且在当时战争频繁的情况下，其手令也不大可能在较大区域内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但曹操仍然未雨绸缪，着眼长远，这表明他的气概和眼光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荀彧曾劝曹操“教化征伐，并时而用”，曹操的举措虽出自己手，但也可能跟接受了部属的建议有关。这些在当时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对后世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黄初四年（223）正月，魏文帝曹丕曾下诏说：“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因诽谤诬告之风屡禁不绝，又曾下诏说：“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曹睿即位后，也曾在禁绝浮华谮毁方面花过大力气。这些举措，无疑都与曹操的举措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三 以法治军
在平定战乱、消除割据的战争中，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支这样的军队，连自身的存在都将成为问题，其他的一切更无从谈起。为了建立一支这样的军队，曹操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以法治军。
曹操在其建军之初，就十分重视赏功罚过的问题，每次战斗下来，都不忘记及时进行总结，对有功的将士或表彰或封赏，对有过的将士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惩处。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集团并完成北征乌桓的准备工作之后，还曾下令大封功臣，其令云：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曹操从中平六年（189）在陈郡己吾起兵讨伐董卓，到建安十二年一共十九年。这十九年是曹操取得大发展、大成功的十九年。曹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内心充满欣快、自豪之情，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成功并不是靠了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了广大将士谋臣的努力。同时还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大业还远远没有完成，还必须继续依靠广大将士谋臣的努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曹操感到自己不能独享功劳，而应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共有二十多位功臣被封为列侯，其余的人也都按功劳大小分别给予了奖赏。
对功劳特别大的荀彧、荀攸二人，曹操还专门进行了嘉奖，下令说：“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认为忠诚正直，周密谋划，安定朝廷内外，荀彧就是这样的人，而荀攸则仅次于荀彧。荀彧在建安八年（203）已被曹操表封为万岁亭侯，食邑千户。这次曹操又上了《请增封荀彧表》，为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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