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她最经常使用的、在家里说的语言里，这个“它”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几百年来，无性的“它”指代的都不是人，而是非人类的东西，仿佛人类生而必须处于性别的两极之上。所以之前她就已经决定把崔视为“他”。这有助于她与他保持距离。她不喜欢完全信任某个人。
“你没睡多长时间。”他关心道。
她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想跟他说话。她这会儿最想做的就是一言不发地扭头走掉。她本来是想说点什么的，算是打招呼吧。但她的喉咙发紧，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她的眼里满含泪水。他仔细地看着她。
“难过是一种奇怪的、毫无理性的情感，”他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也无法抹去什么。它属于无效、无用的感情，没任何好处。”
他有一双漆黑透亮的眼睛和一张比例完美的脸。看起来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却不张扬的人。慧黠，敏锐，又很有同理心。
“我们出去走走？”他的头转向树林和湖的方向。
墙打开了，他们走到了通向针叶林的露台上。她听话地跟在他的身后，向湖那边走去。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地递给了他。照片上，她和姐姐坐在木栅栏上，自行车靠在一边。那是四十五年前的暑假，她们去乡下的舅舅家度假。作为姐姐，蕾娜塔教她骑自行车。那时她七岁，蕾娜塔十三岁。她们俩都望着镜头，就好像在看向未来，直视着看照片的人。
崔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她觉得他被感动了。
“很多人都把照片带在身边，”他说，“这是一种试图理解原因的尝试，对吗？你在寻找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自己是有过错的。”
“一直以来，她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个典型的、按部就班的'乖乖女’。”
“我们这里有心理师，如果你想要的话。”
“不，”她说，“我不需要。”
水流将他们的谈话带到了湖对岸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那所谓的“中心”。她还记得童年时代，人们称其为“自然保护区”，还为这个名称争论不休。
“那儿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她问。她想过很多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会不会只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销售变形手术这个新产品。
“一个没有人的野生世界。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主动和那个世界分离开来，如果现在想要回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是自己的囚徒。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人只看得到自己。”
她突然对他电报式的语言风格感到生气。他用这些简短的句子跟她说话，好像老师对待小孩儿的方式。
“我对这一切实在是不理解。我可以无数次地成为她。用她的眼睛看，用她的大脑思考……”她现在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她开始嘲讽他，“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么能想要这样的东西。”她甚至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违反自然。”
她转过头，想要掩饰自己因激愤而流下的泪水，哪怕她意识到自己今天有些反应过度，不该再感情用事。突然，她发现自己听到了他无声的笑。她看起来越来越生气，而他只是咳嗽了一声，点燃了一支电子烟。于是她继续说下去，越说越快，越说越大声：
“我来这儿只是因为，家里面没人愿意管这些事儿。我是她的妹妹。父母都老了，他们不大懂这些。孩子们将她的决定看成疯狂的举动，至少一个孩子是这样想的。她儿子再不过问这一切。我只觉得痛心。我把这个事儿扛在了自己肩上，但是我不理解。说实话，我也不想理解。我不在乎。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走个程序。”
她的火气正好给了她力量和信心，但崔大夫，这个高大魁梧的亚洲人，表情神秘而不可捉摸，以一种可以称作高高在上的温柔感看着她。
“你有发怒和失望的权利。你在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保护你的独立自由。”他继续自以为是地说着，她对他忍无可忍。
“滚开。”她只有嘴唇在动，把头扭向湖那边。她沿着湖岸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对面如墙的森林和清澈的天空慢慢地抹去了她的愤怒。她感到一种平静从水面掠过，甚至预感接下来会迎来一种神奇的冷漠，就像她第一次离家出走并决定再也不回来的时候。那时她坐在公共汽车上，对自己说：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人怎么能选择不做自己？”她冲跟着她走在后边的崔说道，“这是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是在对她施行安乐死。”崔抓住了她的手，停了下来。他摘下帽子，这时他的脸看起来更加女性化。阳光下，直升机在他们的头顶掠过。
“西方人认为自己和其他地方的人，和其他生命体截然不同，认为自己是特殊的、悲惨的。他们讨论‘被抛境况’，谈论绝望、孤独。他们歇斯底里，喜欢自我折磨。但这只是将微小差异变成了宏大戏剧。我们为什么要假设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比其他两种现存个体之间的鸿沟更伟大，更重要呢？你能感觉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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