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署上自己的名字，在我生命的那个时刻简直是个大新闻。不过我没有第一次为大银幕服务的种种担心，萨尔切让我加入他的新电影的时候，我已经写了那么多被其他人署名的电影音乐。和萨维纳一起工作、参与时事讽刺剧、编曲，这些都是音乐应用的经验。所以一开始，《法西斯分子》对我来说，只是那些年我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做的许多尝试之一，结果却成了我电影配乐生涯决定性的首秀。
○ 之前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开始你似乎并没有以后要为电影作曲的想法。
●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有名的电影配乐家。就像你说的，最初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靠近由我的老师彼得拉西，诺诺，还有贝里奥、利盖蒂走出的音乐道路，我的同学比如鲍里斯·波雷纳和阿尔多·克莱门蒂都在追随他们。
当然，我为我后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而自豪，但是在当时，我单纯地没有去想其他可能。
和所有人一样，我以一个观众的身份接触到电影音乐的世界，当然我的父亲也给我讲过很多，还有我自己作为乐器演奏者，在那些录制电影音乐的房间里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开始在管弦乐队里当班，也是和我父亲马里奥一起，是那种为时事讽刺剧伴奏，为数不清的电影做同期配录的乐队。但这些事我一直悄悄地做，编曲工作也是一样。
○ 为什么？
● 那是一个音乐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年代：如果被彼得拉西或者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发现我在做商业性质的音乐，那太丢脸了。但是他们慢慢地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 你当小号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从电影配乐的演奏者转变为创作者吗？
● 我承认，有时候在录音室，我会感到内心有一股欲望，我想要为眼前银幕上投影的画面写出不一样的音乐，我的音乐。而且我很快就意识到，有些作曲家才华横溢，有些则碌碌无能。
○ 你能说几个名字吗？
● 我比较愿意说我欣赏的那些，比如佛朗哥·达基亚尔迪（Franco D'Achiardi），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性音乐，可惜现在没什么人记得他，他是一位有才且勇敢的创作者。恩佐·马塞蒂（Enzo Masetti），非常专业，而且是当时电影配乐界产量最高的人。还有安杰洛·弗朗切斯科·拉瓦尼诺（Angelo Francesco Lavagnino），他经常找我在他的乐队里吹小号。
卢恰诺·萨尔切
○ 你和卢恰诺·萨尔切是怎么认识的？
● 我们相识于1958年，在1月到2月之间。当时佛朗哥·皮萨诺（Franco Pisano）大师正在做他的首档电视节目《大家的歌》（Le canzoni di tutti），他找我当“帮手”。卢恰诺是主持人之一。我们由此结识对方，成为朋友，并在工作中互相尊敬。
因为他的缘故，不到一个月之后，我开始在时事讽刺剧剧院当作曲了。萨尔切把《蜂王浆》（La pappa reale，1959）中的时评音乐交给了我。那是费利西安·马索（Félicien Marceau）导演的一出喜剧，导演本人在米兰也登台参加了表演。
○ 所以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你的作品。
● 你知道的，作为应用音乐20作曲家，除了写出和文本相配的音乐，你还要和导演的思维保持在同一个频率上，又不能完全忘了自己，忘了观众的期待（这也是为了最终能让他们大吃一惊）。
我认为这些复杂的因素，我基本都考虑到了，毕竟萨尔切马上又叫我为他的喜剧《喜剧收场》作曲。
○ 这些剧目反响如何？
● 公众反响很不错，报刊媒体上的评论则呈两极分化。但哪怕是最“严厉”的剧评里，音乐的部分也是被表扬的，或者至少被评论为是“合适”的。
那是我第一次在演出海报和报纸文章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我记得他们像是商量好的一样，几乎全都漏写了一个“r”（变成了“Moricone”），说实话，这个错误让我相当不爽……
○ 在《喜剧收场》中，萨尔切还第一次尝试创作歌词。
● 是的。其中有两首比较不错：《谁不想要这样的女人》，演唱者阿尔贝托·廖内洛（Alberto Lionello），还有一首《奥尔内拉》（Ornella），应该是这部剧里最出名的曲子，演唱者是初次登台的爱德华多·维亚内洛（Edoardo Vianello）。
第二首歌的旋律把歌名“奥尔内拉”按照音节用独特的八度跳跃断开了（Or-ne-lla），我觉得爱德华多受到了这种手法的影响，后来他自己写歌的时候也会用到，他最有名的一首歌《甜蜜海滩》（Abbronzatissima），节奏和旋律跳跃跟《奥尔内拉》高度相似，那首歌还是我在RCA高强度工作的那几年特别为他编曲的。
○ 你和萨尔切一起接受了洗礼，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你在舞台剧圈名气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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