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实是这样的：找我的邀约数量倍增，我全都接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这段风光日子能持续多久。
○ 这之中有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吗？
● 有一个电视节目很不错，恩佐·特拉帕尼（Enzo Trapani）导演的《小小音乐会》（Piccolo concerto），纯粹的音乐节目，节目策划是维托里奥·齐韦利（Vittorio Zivelli），他作为另一档音乐类节目《掷铁饼者》（Il discobolo）的主持人为广播听众所熟知，而这个新节目是专门为了Rai 2频道构思的。
齐韦利让我当音乐负责人，他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对我的创作欲望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选曲、写曲、编曲都由我说了算。
我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编制。有一支爵士乐队任我差遣，管乐器、萨克斯管、小号、长号，还有一组配置齐全的弦乐队。我甚至可以决定让谁站在我身边指挥乐队。
我没想太多，直接选了卡洛·萨维纳：终于有机会还这个男人一个人情了，他曾经给了我一份编曲的工作。
○ 然而《法西斯分子》的音乐创作面对层层把关……
● ……之前我们还有两部电影根本没合作成呢。
○ 那两次是？
● 卢恰诺1960年拍摄电影《春药》（Le pillole di Ercole）的时候就想找我了，但是制片人迪诺·德劳伦蒂斯（Dino De Laurentiis）发现写音乐的是一个叫莫里康内的家伙，他说：“这人是谁？我不认识。”于是他们找了特罗瓦约利。
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同一年马里奥·博纳尔（Mario Bonnard）导演、索尔迪主演的《加斯托内》（Gastone），我也落选了。
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不在于音乐质量，在于我的名气。他们觉得没有保障。那时候的我差不多就是个路人，而制片人，是要投资的，他们需要稳赚，所以他们喜欢名气。《加斯托内》最终的作曲是安杰洛·弗朗切斯科·拉瓦尼诺。
这种机制让我被两个制片人刷掉，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成见。
○ 萨尔切对《法西斯分子》的配乐有什么要求？
● 我记得我们俩花了很长时间来深入研究人物的性格，尤其是托尼亚齐饰演的主角法西斯分子阿科瓦吉的性格。他给我讲电影的剧情，一个法西斯黑色旅的年轻成员，受命押送一位喜欢读列奥巴尔迪的哲学家［乔治·威尔逊（Georges Wilson）饰］，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法西斯政权已经垮台了。那位哲学家博纳费教授让我想到萨拉盖特21。正是因为这个灵感，我写下了博纳费的主题，一首几乎带有宗教意味的赞美诗，是哲学家和法西斯分子谈话之时的背景音乐。
和萨尔切交流之后，我明白了我们的目标是展现一种荒诞可笑、悲喜交集的现实，这让剧本多了一丝隐晦的讽刺意味。
我觉得这种感觉在片头曲里也有所体现：主旋律的重音落在小军鼓上，和其他乐器的主要节奏时不时岔开，听起来就像一支不知为何让人觉得有点滑稽的军队。尤其是我给一把大号安排的一个低沉的切分音降Si，几乎构成了一个持续音22，和主旋律的调性格格不入，如此安排必然引人发笑，因为听起来简直像是吹错了。
这种刻意制造的不和谐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在很多年前就做过类似的实验，应该是《清晨，为钢琴和人声而作》（Mattino per pianoforte e voce），我的第一首纯音乐作品。
○ 萨尔切本人是什么样的？
● 我记得他是一位温柔的绅士。但《法西斯分子》以及他的其他电影里的讽刺挖苦，在他本人身上也能找得到。他有喜剧精神，也有尖锐的一面，他永远不会落入平庸，更加不会犯蠢。他还有自嘲的智慧和自觉，可能是他的身体有一点点缺陷的缘故。由于几年前的一场意外，他的嘴巴有一点点歪。也许正是因为复杂的性格和独特的个性，才让他作为创作者拥有如此惊人的多变性，可以媲美变色龙。
○ 你们的合作为何终止？
● 因为他赋有喜剧精神的这一面。
有一次他听到我为莱昂内写的一些曲子，他批评了我。一开始我还当是夸赞，他说：“你是一个神圣而神秘的作者。”他停顿了片刻，补充道：“所以你不能再跟我一起工作了，我是滑稽而可笑的。”
我试过说服他，尤其强调了我的多变性，我说不管别人要求什么类型的音乐我都能写得出来……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这一事件标志着我们事业上的合作走到尽头，当然我们的友情依然延续。
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1989年），我又重新回想起当年他察觉到我有“神圣”天赋的事，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我又配了那么多部电影，我的记忆里突然出现了博纳费的主题旋律、《教会》（The Mission，1986）的插曲、和莱昂内合作的电影，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