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忘事”的问题困扰到每一个人。老头儿们忘记和老李的矛盾，头天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看老李忙碌，第二天早上就会笑着问她睡得可好，但有时候醒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第一件事也不是去看桌子上的备忘录，而是到处乱窜，花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们忘记了准备带钱老师被周立全打耳光的事，忘记了写告状信的事，忘记了去找县长的孙子讨钱的事。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几乎发生过。但最离谱的还是孙老善。那天，他醒来后走到楼下，直接推开老李的房门，喊她起来烧壶水泡茶——那是他之前的习惯，他把老李当成他过世的老伴了。老李立刻翻身下床，迷迷瞪瞪往外走，但她忘记了厨房的位置，在屋子中间转了几个圈，正想发问的时候，孙老善和她同时想起自己的处境，一个急忙回楼上穿汗衫，一个回到房间去看备忘录。
现在，他们知道这件事跟食物和药一样重要，他们明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孩子们把他们忘了，而是他们会忘记孩子们，这件事比任何事更让他们难以忍受。一想到脑子里贮藏的所有童年趣事、过去的生活场景、儿孙们、饥饿和河豚鱼的滋味，万万不能接受，还有妈妈的样子、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去过的地方、儿子所有经历过的事，这些记忆，这些支撑灵魂的记忆，如果被偷走的话，那跟要了命又有什么区别，那跟植物人有什么区别，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被夺去了全部所有！那就是天塌下来了。
如同一张大网从天上直往头上掉，而且他们看到大网的纹理，简直铺天盖地，密不透风。
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忽视。他们看到有人在岛上出入。
有一天，他们看到江滩上有几个人影在走动，退回屋里，发现是几个十多岁的男孩在玩，想起来可能是放暑假闲逛的学生。这里是冒险的场所，是游戏的最佳位置，虽然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玩游戏，可是也很难说，他们会不会把这里当成冒险的乐园玩征服游戏。
如果我们对峙起来，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中最小的两个人都可以干掉我们四个。孙老善说，我要找几把锄头和铲刀出来，这些东西就在偏屋里，在石头上磨一磨照样能用。四个人挤在窗口紧张地朝外看。孩子们手里多多少少都拿着东西。有人拿着树枝，有人扛着一把喷水枪，还有一人手里抓着篮球。他们看到的不是玩耍的孩子，而是潜在的危险。孩子们手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当成武器砸过来。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半大的孩子们会是他们的敌人，这会儿却同时感到害怕。他们深知自己的老迈是一目了然的，那些孩子如果站在跟前，也同样对他们的软弱一目了然。这些想法让他们的心跳加速，呼吸加重，孙老善开始瑟瑟发抖，也可能是站得太久所致。年轻代表着未来，他们过去多么喜欢年轻人呀，但是现在，年轻人代表着进攻和危险，令他们感到恐惧。所幸孩子们只在堤坝上玩了一会儿，爬了一下山，折断了几根树枝，逮了几只知了，又捣了一个鸟窝之后就开始往回撤。他们的叫喊声渐渐消失的时候，几个人才松了一口气，从窗户边走开。
那天夜里，孙老善在梦里就跟这几个男孩打了一架，他叫起来：走开！走开！走开！
钱老师被吵醒后，把这一幕记了下来：孩子们在梦里冲了进来，但我们白天没有受到攻击。
他后来——因为迟迟没有重新入睡，补了一句：我们的位置算不上安全，房子是这个岛上最好的，反而更容易成为目标。
第二天早上，老李贡献了一个计划：把自己的金链卖掉，去聘请一个律师，让律师去和孩子们沟通。律师跟警察不一样，警察是公家的，律师是为自己工作，他们拿了钱，会做警察不肯做的事。到时候可以让律师一纸诉状送到法院。老李问大家是同意把链子卖了换粮食还是找律师。这一回，老李决定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她等在那里，好大一会儿，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
这个事有什么好反对的呢，这是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哪！我女儿在日本遇到事情总是会先咨询律师。老李把不解的目光挨个投向三个老头儿。
老赵说，我来讲一个故事吧。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一对老夫妻。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但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男的是大学教授，女的是高中老师，他们有一双儿女。有一次为了一个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他们跟楼下的一个本地住户发生了一些冲突。对方是老上海，当过知青。两个人一言不合，可能是对方先动的手，老教授吃了亏；也可能是老教授跟不上对方的语速，拿手指指了别人才让人捣了一拳。本来这事被人劝解一番后就结束了，各自被劝回家。可是回家之后，教授的老婆越想越气，就到派出所报了案，她要求不高，就希望对方给一个道歉。没想到噩梦从此开始，她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对方的“伤情鉴定书”和一千块的赔偿要求。一千块数字不大，可是太窝心了，明明自己被打了。教授两口子不甘示弱，也去医生那里搞了一个“伤情鉴定书”，也是轻伤，也要求对方赔一千块，外加道歉。对方没有接受，反而去法院递交了诉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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