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情绪糟糕透了，他们还是轮番把自己的名字、生日、家里人口、地址都一一写在本子上，虽然写的时候也犹豫，因为不确定此刻的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老李在本子上写着：大香，二香，叶子。老赵纠正她说，你只有两个女儿。怕老李也忘事了，他举手发誓说，我们都是看着你女儿长大的，看着小陶过世的，看着你婆婆过世的，甚至也可以说看着你被拉去结扎的。老李想了一会儿，同意了他的话，但她在“叶子”两个字下面画了两条杠。她说，我做个记号就是了。
这之后，他们把早饭挪到上午十点，中饭免了，傍晚的时候再吃一点儿，换句话说，每天由三餐变成了一餐半。纵然如此，厨房塑料桶里的那点儿米眼看又见底了。
越来越自如了，在这里，前屋后屋，下楼上楼，开门关门，同时也越来越难了，每一天都像是静止的，每一件事都被放大了。这本是无比习惯的地方，现在越觉得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这不再是生活，这就是煎熬本身。
有一天，孙老善去后院，摸摸索索找出来一瓶农药。
几个人围着看药瓶上的字，隐隐约约写着“剧毒”字样，孙老善说，弹尽粮绝，我们就分着喝掉。
又何必真喝呢，钱老师说，我们拿着它，到镇上做做样子，也许有人发了慈悲，给我们一些吃的。
老赵说，我一点儿不怀疑有人给我们吃的，那些年纪轻轻、不缺胳膊少腿的在街上讨，多多少少总能讨到一些。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也一定会有人施舍两口。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脸啊！脸不要了，活着还不如死了。
老赵这话讲得理直气壮，但是，他说，就是死，我也想死个明白。
过了不久，他可能觉得“死得明白”是个不能实现的梦，他说，再不济，我也要说说心里真实的看法。
你有什么真实的看法需要表达？老李盯着他问。老李的态度很真诚，一点儿不带敌意，就是一种关心体贴的样子。老赵看着老李，突然觉得感动，他动情地说：首先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你没生儿子，我可能心里的确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村，哪一户人家没有想过个问题，把这个事当成短处来想的呢。但是，对你，我是真的从来没有瞧不起过。
老李摇了摇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那时我过不去那个坎。谢谢你。她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喃喃地说，这不算什么大事。
她这么说的时候，声调很低沉，像有一种暗示。老赵一时有点发怔，他不知道，被嘲笑不是个大事，还是没有儿子不是个大事。他终于没好意思再问，因为再问，反而暴露出对往昔的耿耿于怀。
于是他接着说，其实有一件事我有点后悔。那是我行医的最后一年，那天下午，我背着培训时红十字会赠送的木头药箱出诊，给一个得了肠炎的人打吊瓶。经过七巧村的时候，突然看到人在奔跑。我正纳闷，这时有一个人看到我，马上说，太好了，医生来了，医生救命来了。
我看到一个青年人倒在地上，四肢弯曲，双手像鸡爪一样，而且不停地抖动，他瞳孔上翻，嘴唇青紫，口吐白沫，衣服上沾满了大小便。旁边跪着一个老太太，嘴里不停地喊着“儿啊儿啊”，不停地向围观的人磕头作揖，请人帮帮她，她摁不住他。旁边还有人正在往发羊痫风的人嘴里塞一个木勺。
他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医生，救救他。旁边有人朝我喊叫。
我当时突然觉得很害怕，想起了我徒弟救了那个精神病孩子的事。我知道这两件事不相干，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件事使我很紧张，我手和腿都不听使唤了，旁边人还在扯我、拽我，可是我就是不能动弹。
有人喊，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
我一看，果然，发羊痫风的青年人，嘴角和脖子上全是血迹。眼看着他又要急速地抽搐了。
我心里说：把他的衣领和裤腰带全解下来，我心里还知道，要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不要倒吸到气管里，不要把气道堵住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
他抽动的时候，旁边两个人一直在按着他的腿，想把他稳定住。错了错了，我心里说，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旁边有人不耐烦，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这个人，这么胆小怕事，怎么当的医生？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再不上去帮忙，这些人就要动手打我了。但是，我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不是医生，我是给医生送药箱的。那些人大失所望地把注意力从我身上挪开。我趁机背起药箱，挤开人群，灰溜溜地逃走了。
那个地方我以后再也不敢去，就像我的徒弟不敢去那个杀人的小孩的庄子一样。
所以你到底没救？钱老师问。
没救。
那个人死了吗？老李问。
老赵没有回答。他垂着头，不知道因为说出来了是轻松一点儿还是觉得后悔。
可能没事。孙老善替他说，他也见过有人发癫痫，发作了许多次，每一次都让人觉得他要死了，但每一次都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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