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尊严，他们也递交了诉状。他们听说对方的亲戚就在区法院工作，教授找到了自己在市法院工作的一个学生，对方又找到了在省法院工作的亲戚的亲戚。两家杠上了，互不相让。具体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官司整整打了六年。
最后谁赢了？钱老师问。
教授赢了。老赵说，问题不在于输赢，在于代价。教授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他的女儿本来在一个外企工作，长得很漂亮，也有很好的前途，为了父母的官司，不得不一趟一趟往法院跑。为了早点摆脱官司，她也曾经私下找对方和解，愿意私下赔钱给对方，只求对方给她父母一个道歉，但是对方的子女也有类似的想法，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拿到赔偿款之后，教授转手把钱捐给了希望小学，以示六年来只为尊严而战，不为钱财。官司之后大约三个月，教授的女儿得了重度抑郁症，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病情一直有反复。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孩从自己房间的窗户跳了下来，因为预估不足，掉在一丛灌木上，只擦破了皮。这个时候距离官司结束已经快一年了。他们当时没有把官司和女儿的病联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在半夜冲到父母床前，把她干的所有事都兜了出来。因为夜太深了，她的话清晰地从窗户或者其他地方冲了出去，被一些耳尖的人听到了：为了尽快摆脱父母的官司，这个女孩不得不一次次行贿。一开始自然是买点好烟好酒，后来只能陪律师和法官睡觉。现在事情结束了，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事在楼道里传开了。老两口捂不住女儿的嘴，只好用被子把女儿整个人裹在里头，差点把这姑娘活活闷死。第二天送到医院，说是精神分裂。好不容易女儿的病情缓解，生活能自理了，没多久，教授的老伴也得了神经衰弱，天天喊头疼。可能现在还没有好呢。
不值得。老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不知道不值得啊！后来他们搬到了赵光军的小区，但是风声还是走漏了，有人认出了他们，后来他们只好又搬走了，搬到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去了。
找律师的念头在这样一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就像水掉进了水里，在每个人的心头彻底消失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省力的办法，预感到大家又会长吁短叹一番，钱老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
二顺吾儿：
有一事相告，我手上有两只康熙年制的古董花瓶，曾经放在家里，里面塞些针头线脑，后来有人上门收购，出价五千。我没卖。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有人张口出价五千，那么它应该值一万。但是后来我把这事给忘了。最近，又有人来收购。他们出价三十万。眼下我确定这是真正的古董。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不能卖，应该交给你处理。如果你得空，就回大望洲一趟，我目前住在孙老善家。
后面附上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原来你有古董？老李看完信惊喜地说。
我没有。钱老师白了老李一眼，这是诱敌术。他们可能不爱父母，但不会不爱钱。你们可以照着这个意思写，然后寄给他们，能来几个来几个，来了见上面再说。
原来如此。我一看还当真了。老李讪讪地放下信，让到一边。
除了老李，其余的人都顺从地照着那张纸抄了一遍，在信封上写下孩子们的地址，但是谁也没有把握这些信能准确寄到儿子们的家。毕竟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事之后，不能指望邮政系统完全运行正常，因为过去的逻辑和节奏都失效了。说不定这个信一放进邮筒，一把火烧了邮筒的事就会发生；或者运载这些信的车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车里的邮件全部掉进了河里，捞出来的时候都被泥糊住了；或者干脆，这些信在投入邮筒的时候就自动消失。反正，要有出纰漏的思想准备。
这是他们来大望洲的第二十五天，孙老善特意换了一件最近频繁使用，领口和肩膀都已经脱丝的丝绸对襟衫，这件衣裳无论什么时候穿，都能使他感觉到一种尊贵。就是此刻，在没有空调的乡下，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件衣服仿佛唤醒了昔日的尊严和骄傲，他神情严峻，拄上拐杖，戴了一顶过去的草帽，拿上大家的信，挺了挺背，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迈开了第一步。老赵紧随其后，他没有特别上档次的衣服，当初仅有的一套洗洗晒晒，旧得很快，他没忘记戴上那个用了很久的口罩。他们的任务除了寄信，还有找粮食。帽子和口罩增添了他们的神秘感，钱老师以药吃完不能动为由没有同行，事实上他因为写了这封信，已经觉得尽了很大的力，而前一个星期的粮食都是老李的首饰换来的，一种隐形的公平，他和老李留在家里。但他们对老赵和孙老善能搞点吃的回来这件事，并不抱乐观态度。
孙老善用仅有的硬币买了几张邮票，把信投进邮筒后，两人发现无事可干。他们步履缓慢，踏地无声地在镇中心闲逛起来。先是在超市门口绕圈，后来又朝相反的方向转悠。经过药店，但没有进去。此行越发没有意义，空耗神思，后来他们累了，停在了菜市场。环顾四周，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所有他们用得着的东西，急迫需要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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