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我，“你疼吗”，她一次也没问。我从那之后一直只有七十几斤，八十斤不到，我所有的衣裳都在身上哐当晃，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受了罪，但是大香看也不看我。有次我想拽她到怀里来，我想抱抱她。她挣脱了。她说，妈妈，我怕你。我当时不理解她的“怕”，还是冲过去强行抱住她。她不是在胡说，她是真怕，她的身子缩成一团，胳膊箍得紧紧的，掰也掰不开。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好像我的胳膊上有刺。她那么美，她的肌肤饱满娇嫩，还有头发，光滑柔软，又厚又密，她是这样的美好。她终于挣脱了我，跑了很远才扭过头来看看，看我没有追上去，才停下来。老远的，我看她的后背微微有点勾，像是防着什么东西随时砸到身上来，我突然一阵后悔，我不应该告诉她这件事，我把一个重担子压到一个孩子身上，我让她承受了她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东西。她是个心肠很软乎的小女孩。上学的路上遇到蜗牛，她会捡起来放回草丛里。她早早用行动告诉我说，你看，蜗牛都不能杀。长大一点儿她懂得使用眼神了。她的眼神对我说，你不要小的，我也不要老的。就是这意思。有时半夜躺在床上，隔着一堵墙，我也和大香无声地沟通。
妈妈，为什么这么希望我死呢？
没有，妈妈希望你平平安安长大。
那万一我是老三还是老四呢？
你不是，你是老大。
我运气好。
是政策不让生。
政策没让她们生，是你决定让她们死。
但是，她又说，说不定她们也像我一样在你肚子里就能听到你说话。
这些话从来没有说出声来，可我句句听得见。这个年纪的人，没经历过什么事，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认她自己的理，带着一种“你奈我何”的神气……这些对话常常让我心力交瘁。无论我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一个大窟窿。我心里有气，又害怕，但说不出口，只好无端地生闷气……这种对抗让我心里时常会涌起一种苦涩的、悲哀的自责和伤心。
你有什么权力，你算什么？恼怒过头的时候我就隔着腹腔反击她。
死人更没有权利。
实情基本上差不多——如果把我俩的对话摊到桌面上，应该就是这样，或者更粗暴一些。无声的交锋，一次又一次。“呼哧，呼哧，呼哧”，气氛越来越紧张，关系越来越生疏。
从那天起，我失去了两个女儿，不，是三个女儿，后来，我失去了小陶，失去了婆婆，失去了一切。这些事情你们以为全村都知道了。但后来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事实上我小女儿没有死。对，她没有死。好心的医生把她从瓷盆里拿起来准备扔到垃圾桶里时，发现她在吸自己的小手。医生动了恻隐之心，把我女儿从瓷盆里抱出来，包在一件她医院的大褂里，放到了一户好心人家的门外。那时候，人们经常这么做，遇到不想要的孩子，放到条件好的人家门口，或者放到医院门口，但是，那户人家没有领养我女儿，因为他们发现我女儿的右腿伸不直，应该是引产引出来的毛病，他们不愿意要，他们又把孩子送到了政府。过了几年，中国出了《收养法》，许多外国人来中国领养小孩。我以前看到过电视，外国人把脑瘫、瞎眼、缺胳膊少腿的孩子领回去养。我心里想，这些人真傻啊。哪里料到几经辗转，我女儿被一对美国人领养了，后来她养父母离了婚，她被养母带去日本生活。她打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但不知道自己是差点被埋葬的。过了二十年，她又学了历史，知道了缘由，说自己准备好原谅遗弃她的人了，所以大学毕业后，养母回美国时她选择留在日本。她找我的过程很艰苦，绕了好多圈子，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找到我。中间好几次她都快放弃了，但是，她说一想到妈妈可能也在找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帮助她的人后来找到了那家医院。当年帮我引产的医生还没有过世。见到我女儿，看到她的腿，她竟然想起了那个孩子，想起了我。那些人根据她的回忆找到了我娘家堂兄。我当时一个人在大望洲，靠几亩地为生，等着女儿们回家，那可能性不大，谁知道呢……接到电话说我女儿来找我，让我去一趟县里的宾馆。我百分百确定这是一个骗局，我的女儿怎么不自己走进家门呢……我对于孤独已经渐渐习惯了，谁料到又有出其不意的希望来了……可是谁会骗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寡妇呢，我就去了他们电话里说的宾馆。
我一进房间，看到床边上放着一把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姑娘。一个漂亮的、瘦小的姑娘，她的头发像我一样微鬈，大大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
他们——那些陪同她来的人，当地接待的人，他们全部哇地惊叹出来。他们说“太像了，太像了，都不需要再去做DNA检测了”。我的心剧烈地抖动着。我活到五十多岁，才知道那种感觉，那就是幸福，那也是痛苦。那既是幸福也是痛苦。我终于冷静下来，慢慢地理清了思路，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的孩子活了下来！活了下来！虽然引产和把腿打坏了，虽然我没有喂过她一口奶，但她活了下来，她被陌生人救活，养大，送去念书，坐着轮椅拿到了大学文凭。如今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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