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天气降温，再加上面粉没有吃完，那几个玩游戏的孩子也没有来侵犯，四个人坐在堂屋里无所事事地闲聊天，气氛出现了短暂的轻松自在。乍一看，这情景让人以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熬生活，好像到这里来度假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好像没有什么急迫的事在等着他们解决。但是倘若仔细看看屋子里的细节，便可清楚这些日子过得是何等的清苦。不要说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就是一直在工地上生活的人也未必能够过得如此清汤寡水，事实上，他们记不清上次吃鱼是什么时候，记不清香干豆腐和酒的味道了，但是，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到了极致，相反，他们好像正在准备长久地这样过下去，至少此时此刻，给人这样的错觉。
钱老师的脸上那神秘莫测的表情已经挂了很久了，这副表情给了他不寻常的力量，他悄悄地拿起小本本，走到老李边上，冷不丁地向老李发出了一个疑问：小陶过世之后年把左右，有一回一个外地来的男人来她家，是不是想要带她走？
老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赵叫了起来：这么久的事，你记得这么清楚？
你要不记得，怎么知道我在说哪一件事？钱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刻反驳道。之后，他眨巴眨巴眼，他的眼睛虽然不大，这会儿滴溜溜地转，显得很有神，问完之后，他咧着嘴，欣欣然地等着，好像等这个情景非一日两日了。
老赵被这么一问，顿时哑火了。
老李说，不，没人想带我走，你一定看错了。钱老师端详老李的脸色没有异常。但她因为钱老师提这么久远的不着调的事，略微显得有点儿不高兴。钱老师转移话题，又开始讲他是如何当上民办老师的事，他说民办老师这个制度不公平，他说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还好，头没疼；他说到一位民办教师死在课堂上，也没事，可是他开始说自己在教学上多么努力、多么费心的时候，头疼加剧。
这件事情使他确定了自己的理论。怀着小小恶作剧的心态，他问孙老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慈善的？
孙老善说，至少有三十年了，说完之后，钱老师看到孙老善的眉头皱起来了，过一会儿，豆大的汗珠滴了下来。钱老师说，你除了捐助那个贫困学生，地震的时候你儿子捐了多少钱？
孙老善想都没想说，十万。头疼加剧，他看向钱老师。两个老头儿的目光相撞。孙老善垂下眼皮，他说，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谁知道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武汉遭难的时候，你电话里说你儿子捐了一万个口罩，可确有其事？
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得越靠近真实数字，脑子会越清楚明白。
孙老善想了一想说，其实只捐了一千个。但这一千个口罩是网上高价买的，不便宜，在平常就是一万个口罩的价钱。他的表情很快恢复了正常。好像有一根竹竿还是什么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他腰上，提醒他不得讲假话，反抗没什么意义。他不再说话。
那天晚上，屋子里突然停电了，天气也不好，乌云密布，月亮、星星都不知去向，他们没有蜡烛，甚至连仅有的一只打火机也不知放在什么位置。又过了两个钟头，屋外的风更大了，沿着屋顶狂怒地盘旋。地动山摇的感觉使他们不敢说话。四个老年人坐在黑漆漆的夜里，只听到彼此紊乱不匀的呼吸声，以及坡下青蛙强劲而欢乐的鸣叫，在地动山摇的孤岛上，他们强烈感觉到一点儿一点儿被埋葬。在这种恐惧和绝望混杂的情绪中，钱老师作为通晓一个大秘密的人，他说是时候了，他说有一件事他没讲清楚。
没有人搭腔。
他挨着了离他最近的老赵，碰了一下老赵。老赵大声地问：什么事啊？
我自己的事，以前的事。
你说啊。
钱老师清清嗓子，开始说起来。可是他一边说，老赵一边加大音量问：
什么事，你说呀，快说啊！
钱老师停下了，他，以及另外两位，都明白了：比起孙老善的耳聋，老赵这突然听不清声音的情况跟子女忘记他们一样同等大的坏事情来临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老赵的听觉又突然恢复了，他说，什么事，你说嘛，我都等好大一会儿了。他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吐出来的字像被刀切得一截一截的，不仔细听，连不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听力受损之后，他的语言功能也有退化的表现。钱老师说，我们大家都快撑不下去了。有一件事，我觉得之前讲得不太清楚。我觉得必须讲得详细了一点儿。我妈临死前一直喊的“条子条子”，那张纸被我收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其实是靠“条子”当上民办老师的，但这不能说明什么。说到条子，我不得不说一下年轻时的自己。我有激情，有理想，也不像现在这样对世道这样看不惯。我想做一个体面的人。我想做一个文化人，医生、教师、村干部，都可以，当然，做医生、村干部的是你们，我仅存的希望是当个老师。大望村建小学之前，孩子们都走七八里地到公社去上学，刮风下雨的，孩子们受罪，后来上面说建小学，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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