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着应该有我一个名额。毕竟整个村比我更有知识的没几个。可是快要开学了，还没有人来找我，我就自己去找胡主任——老赵你当时还在生产队当队长，胡主任竟然只给了我两个字：不行。我跟他说，我家的对联都是我写的，隔壁邻居家的对联也是我写的，我舅舅家的对联也是我写的。他表示写对联是一回事，教书又是另一回事。他还说什么，教育是百年大计，当老师是一个伟大的工作，除了写字算账，其他方面也要考量，鬼话连篇，反正就是不同意我去教书。我越想越觉得不服。我还没教你怎么就知道我教不好？就凭我妈死的时候我没在大哥跟前替她说话？我于是带着条子去了县里——就是我们几个人上次去的老县城。因为有传言说来过我们村的县长又出山了。虽然不认识我，他还是让我进门了。我拿出他的条子，一并把自己写的字拿出来放在他家的茶几上。我跟他说我非常热爱教育事业，我很想改善农村的教育事业，让孩子们不要变成文盲，我们村的文盲太多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老得很厉害，脸上、头上，还有露出的手臂上都有疤痕。并不是传说中的又官复原职了，但是幸好，他记得我妈，记得曾经在某个地方许下的承诺，也记得他自己的字。
他问我：你妈妈呢？
过世了。
多久了？
七八年了。
怎么死的？
不知道什么病，疼死的。
为什么不去看？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他的眼光很锐利，像要戳穿我的皮肤。有一种让人想招认的冲动。我知道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但羞于告饶。幸好他没有再问下去。他只是说，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
他也没留我吃饭。我回来等了几天，觉得这条子实在不管屁用啊，真是人走茶凉，过期作废。但是一天中午，队长闷头闷脑地站到我家门口，喊了一句：
明天去学校报到。他气鼓鼓的，我一看他那胳膊拗不过大腿的愤慨样子，就明白是条子起作用了。
就这样，我当上了民办教师。
原来你是这样当的民办教师。后来有政策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了正，你为什么错过这个机会了呢？老李问。
因为我在政策下来之前就不干了。我听到转正的风声，可是那时万县长已经死了。我没有想到他儿子会认账，当时谁能想到呢。要不是三顺后来又跑了一趟，才知道他生前有交代，他儿子真认了他父亲的承诺。转正的事没找县长的儿子，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说完这些大家都没有再说话。钱老师觉得周围的人心理上起了变化。空气里弥漫着沮丧和往事不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老李说出小陶之死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此刻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他们，以及这黑暗好像糊成一体了。过了许久，他们站起来，用手机微弱的电筒指引着，跌跌撞撞回房睡觉。
那一晚真是受罪，远处像是有人在炸山，仔细听，又像是耗子在房梁上窜，再坐起来听，又像有人渐渐走近的脚步声，而且是那种方头厚绒皮鞋。
第二天早上，他们去查看电源，原来是跳闸了。大望洲一个人都没有，电还通着本就是奇迹，所以也不会有人来修。老赵和钱老师合作，找了根旧电线把闸口固定住了。
修好电闸之后，钱老师自我感觉很好，精神头很足，脑子特别清楚，仿佛过去这些年的每一天都一一在脑子里回放。只要讲真实发生过的事，层层叠叠的记忆大门就一扇扇打开。许多被遗忘的事情都突然被想起来了。许多尘封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往事统统涌进脑海：五岁那年挑货郎脚上穿的松紧鞋，妈妈围兜里揣的线团，夏天水涨到门槛上他哥哥逮到的鱼……真是一个开阔的天地！他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气，生出了战斗的希望来。他给钱大顺拨了一个电话。这一回，电话竟然通了。大顺在手机那头说：“喂喂。”钱老师颤抖着问大顺，你老子这么多天没有消息你不着急吗？他等着这个闷葫芦挂了他的电话，还骂上个一两句粗话，结果，出乎意料，大顺很客气地说：“喂，听不见，快递吗？放门口吧。”儿子的声音让钱老师整个人简直要飘起来，他激动得举着手机在客厅里转起了圈圈。虽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儿子能接到电话了。突然而至的好消息！他转着转着哭了起来。说假话头疼，说真话有报答。他算是明白了。
他先把老赵单独喊到一边，他说，老赵，我们做个试验。
老赵问，什么试验？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头疼，什么时候能好。钱老师狡黠地眨眨眼皮，不信你听着。钱老师问，有一回一个大肚子女人找你看病，一分钱没给，有没有这事？
有这事。老赵说。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胡说八道。老赵手上修电闸时留下的污渍还没洗干净。他拉长了脸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讨人厌。他的样子一本正经，也没皱眉，也没不舒服，只顾一个劲地盯着自己手指上的黑点。
钱老师接着问：你老早就对老李有意思，对不对？
放屁。老赵又爆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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