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英国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的反击方针主要是把西班牙人民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现在的政府，尤其是不停地打击他们的痛处：食品的匮乏。正是因为饥饿，人们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导致了种种疾病，正是因为饥饿，很多家庭全家出动在社会救援车后面紧追不舍，也正是因为饥饿，天知道那些家庭主妇们是怎么发明出了没有油的油炸食品、没有鸡蛋的蛋糕、没有糖的甜点，还有没有一丁点儿猪肉的香肠，还带着可疑的鳕鱼味道。为了让西班牙人对盟国事业产生好感，英国人也费尽了心机。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在马德里制作了一个家庭自制食品的广告，在大使馆新闻参赞——年轻的汤姆•布恩斯的带领下，新闻官们亲自在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上免费发放。不久之前英国学院成立了，院长叫沃尔特•斯达克尔，是一位爱尔兰神父，有的人叫他西达诺先生。据说，这家学院的成立是贝格贝尔在任期的最后时刻批准的，那时他的权势几乎丧失殆尽。表面上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向市民提供免费英语课程，组织研讨会、茶话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但实际上这里似乎是英国的秘密宣传基地，虽然比起德国人嚣张的舆论攻势，他们要显得慎重得多。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工作一直都很繁忙紧张。这个冬天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似乎都很严酷：对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不知不觉间，春天悄悄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我父亲的又一次邀请。萨尔苏埃拉跑马场即将重新开张，我为什么不陪他一起去凑凑热闹呢？
在我还是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一个年轻学徒的时候，就经常听顾客们提起那些跑马盛会。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女士会对那种比赛感兴趣，但是就像马儿在跑道上竞赛一样，她们也在看台上争奇斗艳。那时候的老跑马场在卡斯蒂利亚那大街的尽头处，是大资产阶级、贵族甚至皇族的聚会之所，阿方索八世就经常出现在那儿的皇家包厢里。战争爆发前没多久，跑马场开始改建，加入了很多新的更现代的设备。但是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新的跑马场项目陷入停滞。实现和平两年以后，这个新场地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却急不可待地在艾尔帕尔多山顶上开门迎客了。
几个星期以来，它的开业一直是各大报纸的头条，也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父亲亲自来接我，他喜欢开车。一路上他给我解释了这个跑马场的建成历史，据说它的顶棚是一个很新颖的波浪形。他还提到了成千上万的马德里人都热切地盼望恢复这一传统活动。而我则向他描述了自己对得土安跑马场的记忆，还有每个星期五哈里发骑着马穿过西班牙广场，从他的宫殿到清真寺一路上的无限威仪。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提前告诉我，这天傍晚他还约了其他人见面。当我们到达看台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场看似毫无危险的活动，却让我把自己送入了真正的虎口。
前来观看比赛的人多得一眼望不到头，人群聚集在售票处窗口，下赌注的地方排起了几十米长的队，台阶上和赛场附近的区域人头攒动，喧哗声此起彼伏。而预订了包厢的特权人士这边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人不是很多，既不拥挤，也没有嘈杂人声，坐着真正的椅子，而不是水泥台阶上，周围有服务生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随时殷勤款待。
到达包厢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像是被一把铁钳子狠狠地咬了一口，因为我马上就发现我面临的状况是多么不合适：包厢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西班牙人，其他全都是英国人，男男女女都端着酒杯，挂着双筒望远镜，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等待马儿开始奔跑。而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国家和事业，栏杆上还高髙地悬挂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
此时此刻我真希望地上裂开一条缝，好让我钻进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更吃惊更难以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再往里走几步，往左边一看，隔壁的包厢虽然暂时还空空荡荡的，但是里面插着三面随风飘扬的旗帜：红色背景上一个白色的圆环，里面是一个黑色的！fi字形。德国人的包厢，只隔着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小围栏，正等待着观众的入场。里面暂时只有两个士兵在监视入口，还有几个服务生正准备酒水饮料，但是看看时间，再看看他们准备工作马上就要结束的样子，我明白德国人马上就要到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镇定下来思考对策，盘算好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快地逃离这场疆梦，冈萨罗却殷勤地在我耳边告诉我那些英国人都是谁。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会跟几个多日未见的老朋友会面。他们是英国丁托河矿的工程师，跟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直布罗陀的英国同胞，我想还会有大使馆的人。所有人都因为跑马场的重新开业非常兴奋，你也知道英国人对马一直非常热爱。”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刻我有比这些人的爱好更紧急的事情。比如，像逃离瘟疫一样从这些人身边逃走。希尔加斯在丹吉尔的美国大使馆里说的话犹在耳边：绝对不要接触任何英国人。他只差没有补充说，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父亲的那些朋友一看到我们，就开始了亲热的问候，把冈萨罗称为“老顽童”，人人都争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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