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而出人意料的女伴。我用最简短的话回应了他们，装出一丝虚弱的微笑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同时暗暗估量自己面临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我一边回应着那些不知名的面孔向我伸过来的手，一边用目光扫视着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迅速消失，并且不至于让父亲太过尴尬。但是这并不容易。真的很难。左边是德国人的包厢，趾高气扬地飘着他们的旗帜。右边是些散客，大腹便便，手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抽着像鱼雷一样粗的雪茄，他们身边的女伴们发型夸张，嘴巴涂得红红的，像虡美人一样。我从来没有为这些女士做过哪怕一块手帕。我很快就从他们身上转移了S光，对这些倒买倒卖的投机分子和他们令人惊愕的情人毫无兴趣。
左右受制，前面是一道栏杆，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刚才进来的地方逃走，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也很危险，因为从入口到达包厢只有一条路，这点在到达之前我就已经确认过了。那是一个不到三米宽的砖砌走廊。如果我决定从那里出去，就很可能撞上入场的德国人，而在他们中间毫无疑问有我最害怕遇见的人：我的德国顾客。她们都是出了名的大嘴巴，一向很慷慨地在我的时装店里留下丰富的信息，我总是用最虚假的微笑接住，然后偷偷地传递给她们敌国的情报机构。遇到这些贵客，我将不得不停下来问好，而她们肯定会满腹狐疑地问，她们的摩洛哥时装师怎么会像魔鬼附身一样从那个满是英国人的包厢里落荒而逃。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父亲还在到处跟人打招呼。我在包厢最隐蔽的一角坐下，缩着肩膀，竖起领子，半低着头，徒劳地希望在那个几乎无处藏身的地方不被人发觉，其实心里很清楚肯定无法躲过众人的目“你还好吗？脸色看起来很苍白。”父亲问我，同时递给我一杯水果
“我稍微有些头晕，不过很快就会好的。”我撒了个谎。
如果说色谱上有什么颜色比黑色更暗更沉重的话，当德国人的包厢开始陆续有人走动交谈的时候，我的情绪一定就像那个颜色一样了。我偷偷看着那边，先是进来了更多的士兵，然后一个魁梧的士官走进来，在那里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还向英国人这边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随后进来的是几个军官，穿着油光发亮的军靴，戴着军帽，胳膊上戴着K字徽章。他们都懒得朝我们这边看一眼，一直保持着疏远和矜持，用高傲的态度向隔壁的包厢表示明显的轻蔑。随后有几个穿着便服的人进来，我发现了其中几张熟悉的面孔，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很可能他们所有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也都事先约好了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几乎是成群结队同时出现的，正好在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暂时到达的只有男人，但是如果我认为他们的妻子不会马上跟来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跑马场内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而我的焦虑也越来越深。到达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互相传看着棱柱望远镜，话题从草皮、牧场、曲棍球到南斯拉夫被侵略、伦敦遭遇的轰炸和丘吉尔在收音机里发表的最近一次谈话。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他。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了。艾伦•希尔加斯刚刚进入包厢，臂弯里挽着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可能是他的太太。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掠过一丝只有我能察觉的紧张和困惑。然后他很快地扫了一眼德国人包厢，那里正在不停地涌人人流。
我站起来背过身去，生怕跟他面对面碰上，心里暗想完蛋了，已经不可能有办法逃出这个是非之地了。我简直想象不出自己跟英国情报机构的短暂合作生涯能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局了：我马上就要被公之于世，就在我的顾客面前，在我的上司面前，在我的生身父亲面前。我紧紧地抓住身边的栏杆，用全身的力气祈祷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希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摩洛哥，没有接受过那个荒谬的任务，没有把自已变成一个粗心大意、愚蠢迟钝的情报员。第一场比赛的发令枪响了，马匹开始狂奔，观众们狂热的叫喊声简直能穿透人的耳膜。我假装把目光集中在赛场中，但是思绪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猜想那些德国人应该已经坐满了包厢，也预感到希尔加斯将会如何恼火，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个难题。就在这时候，有两个红十字协会的人抬着担架懒洋洋地靠在墙上，以备不时之需。灵光一闪，我想出了办法。如果我自己无法走出这个地方，那就必须找人把我带出去。
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也许是长时间以来积累的疲倦、紧张或者工作压力，这些都能解释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实际上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做出那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看台的右侧，离德国人包厢最远的那一边，而且估算了最佳时机——第一场比赛刚刚结束，全场都在欢呼，狂热的叫喊声跟不快的怒斥声夹杂在一起。就在这个当口，我倒了下去，而且按照预谋好的把头偏向一侧，这样我的脸已经完全被头发挡住了，以防隔壁包厢会有好奇的目光从立即围在我身旁的无数双腿之间穿过来，发现我的真面目。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闭着眼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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