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又跟父亲见面了，并详细向他讲述了现金和珠宝遗失的过程。我想他应该相信了这件事，即使不相信，他也完全没有表露出来。我们一起在亚尔迪吃了午饭，他提议我们继续见面，但我毫无理由地拒绝了。也许我当时觉得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缺失的那些东西已经太迟了。他却一直坚持，看上去不愿意轻易接受我的拒绝。最终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的心理防线渐渐坍塌。我们又一起吃了几顿饭，一起去看话剧，还去了一次皇家剧院听音乐会，甚至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还在丽池公园散步，就像三十年前他跟我母亲一样。他的时间宽裕得很，他早已经不工作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本可以重建炼钢厂，但是最终放弃了。之后他卖掉了炼钢厂的那些土地，就依靠从土地获得的年金生活。他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战争结束以后没有重新向前推进生意？我想纯粹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那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反而太过理性，不允许内心的情感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通过几次谈话，我能大致构建出他的痛苦遭遇。尽管他属于战争胜利的一方，但是对新政权也充满了疑议。加之他很健谈，很风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非想要补偿我童年和少年时父爱的缺失，而是从零开始搭建起一种成人间的友谊。在他的圈子里很快出现了关于我们俩的闲言碎语，旁人纷纷猜测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听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风言风语，并且当笑话讲给我听，我们俩谁也不着急去澄清。
跟父亲的见面让我认识到了我一直不了解的现实的另一面。虽然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知道了西班牙正在经历一场政府稳定性危机。在这个政府中，关于罢免、辞职和职位更迭的谣言满天飞，敌对、竞争与阴谋无处不在。贝格贝尔在布尔格斯宣誓就任后不到十四个月就被赶出政府，无疑是最令人哗然的一个事件，但绝不是唯一。
在西班牙开始缓慢地重建时，曾经为内战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非但没有和平共处，反而像在演出一部闹剧般互相攻击。军人跟长枪党人对着干，长枪党人谋杀保皇党人，而保皇党人怨声载道，因为佛朗哥没有兑现承诺恢复君主制。而坐镇帕尔多皇宫的佛朗哥，却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气定神闲地签署着一份份的决令，不偏向任何一方。塞拉诺•苏聂尔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但是所有人又都反对塞拉诺。有的策划着支持轴心国，有的密谋支持同盟国，双方都盲目地下赌注，不知道最终哪一方获胜，就像坎德拉利亚说的，看谁能把羊赶进羊圈。
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世界版图上、在西班牙首都的大街小巷里不停地你攻我守，你进我退。不幸的是，相较于命运安排我参与的英国事业来说，德国人的宣传攻势似乎要强大得多，有效得多。就像希尔加斯在丹吉尔的时候跟我说的那样，所有行动都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进行操纵和指挥的，他们有无限制的经济来源和一个由著名的拉萨尔指挥的无可匹敌的高效团队，更何况这位拉萨尔先生还深得西班牙当局的欢心。关于他的社会活动我有第一手信息，所以深知他有多么活跃。来我店里的那些德国顾客和西班牙顾客常常提到他组织的晚餐或派对，而他家的客厅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我的时装作品出现。
报纸上也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大肆鼓吹德国声望的各种舆论。他们采用醒目而有效的广告，热情地宣传德国的柴油发动机或衣服染料。攻势十分密集，把各种理念和产品混杂在一起，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德国能力创造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奇迹。这些广告虽然带着技术产品的面纱，却掩盖不住其中的真实信息：德国已经准备好主宰这个星球，并且想让他们忠实的西班牙朋友知道这一点。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采用大幅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图像，巨大的字体，还有一些诗意的地图，地图上的德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用清晰的箭头连接起来，而英国却像被地心吞噬了一般。
在药店、咖啡馆和理发店里，经常会免费派发讽刺杂志，还有些字谜或文字游戏的小册子，那是德国人送的礼物。上面会有一些跟德国大获全胜的军事行动相关的笑话和轶事，而智力题和文字游戏的正确答案一般都跟有利于纳粹事业的政治内容相关。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向专业技术人员派发的宣传册、向年轻人和孩子们派发的冒险故事，甚至在上百个教堂的教会宣传页上。据说街上也到处都是德国人网罗的西班牙走狗，负责向过往的行人、在商店里排队的顾客和电影院的观众做一些直接的面对面宣传。他们贴出的大幅标语有时候看上去似乎还有点儿道理,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荒唐透顶。到处流传的小道消息也都是攻击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的。比如说英国人正从西班牙偷橄榄油，还用外交车辆运到直布罗陀去；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面粉都是霉烂的，吃了它的西班牙人都得了病；市场上没有鱼卖是因为渔民都被英国海军军舰拘捕了；面包质量太差，因为英国人偷偷弄沉了阿根廷运小麦的船I美国人正在跟俄罗斯人密谋，马上就要发动对半岛的侵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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