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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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卡尔维诺。

解放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期刊《民主之声》合作。此处的影印件为1945年5月1日的《民主之声》，卡尔维诺在头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意大利解放之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的诸多报纸期刊展开合作：《民主之声》（圣雷莫国家解放委员会的机关报）、《我们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支部的机关报）、《加里波第报》（费利切·卡肖内师部的机关报）。但是他的政治与文学生涯却与都灵息息相关。利用退伍军人的福利，他于9月份进入都灵文学院三年级就读。他频繁出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与切萨雷·帕韦塞结为挚友。幸得帕韦塞的推荐，卡罗·穆谢塔主办的杂志《阿瑞梭莎》12月份刊出了他的小说《军营中的苦闷》。12月，他还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办的杂志《综合科技》展开合作，发表了《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卡尔维诺。

《综合科技》的报头以及卡尔维诺的第一篇文章《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1945年12月），发表在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上。

“战争刚一结束，我们年轻人环顾四下，试图塑造世界的形象时，首先向我们打开窗户的就是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综合科技》。它的页面为红黑两色，每一期都是世界某一地区的调查专刊。”(1974a)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埃利奥·维托里尼。

1945年，我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当时我仍住在圣雷莫，不过我经常前往米兰去拜访埃利奥·维托里尼，频繁出入《综合科技》编辑部，我也经常去都灵，脾气古怪的帕韦塞立刻待我如挚友，这段友谊对我日益珍贵，那几年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这于我至关重要，因为大约在1945年底我在米兰遇到他，他立即给我提了若干建议。当时朱利奥的想法是，我具备从事实践、组织、经济活动的天分，也就是说，我属于他试图唤醒的新型知识分子；毕竟，朱利奥素来拥有一种唤醒人们发现自我才能的天赋。

于我而言，解放后那段时期是一次重生，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做些小事，主要是在分发到各省的报纸上写些广告，宣传即将出版的书籍，为外国作品或意大利手稿做些阅读卡。[……]

在米兰和都灵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都灵停下了脚步，成为朱利奥·埃伊纳乌迪以及与他共事的其他人的朋友与合作者，他们都比我年长：切萨雷·帕韦塞、费利切·巴尔博、娜塔莉亚·金兹伯格、马西莫·米拉、弗朗哥·文图里、保罗·塞里尼以及在全意大利直接或间接地与出版社合作的所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那时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新生代。

于是，此后大约十五年我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在这段时间里，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简而言之，尽管表面上我处于最有利的境地，但我仍设法在我自己和我的作家职业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1984b)

1946年，卡尔维诺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了诸多短篇小说，后来这些短篇小说结集成册，题为《最后来的是乌鸦》。从5月至12月，他负责都灵《团结报》的《时代人物》专栏，以新闻、电影和书籍为出发点展开关于时代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例如：抵抗运动的传承与马里奥·谢尔巴的警察体系，苏维埃社会和美帝国主义，诗人艾吕雅的政治倾向与科米索的无政治倾向。除了《团结报》《综合科技》《重生》，他还在周刊《当代》以及工会和党政报刊期刊上发表辩论性专栏文章、风俗笔记和政治讽喻童话。他最关心的主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世界的非人道性和以比基尼岛的山羊为代表的动物世界的自然纯真形成对比：“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界，人类是动物中进化得最高级的动物，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并不会贬低人类，而是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使他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不专横跋扈，从而阻止很多错误的发生。”(1946)

卡尔维诺与朋友们初识的那个年代。图中人物是：切萨雷·帕韦塞。

图中人物是：费利切·巴尔博。

图中人物是：娜塔莉亚·金兹伯格。

“（卡尔维诺）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刚写完一篇，他就会拿去给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和切萨雷·帕韦塞看，他们二人当时正在重新创办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一些部门。[……]费利切·巴尔博当时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他的友谊、崇高的精神和强大的感染力对卡尔维诺至关重要。”(1970a)

第一版《最后来的是乌鸦》（1949年）的封面。封面插图是耶罗尼米斯·博的画作《人间乐园》的局部图。

“1949年，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只有一千五百册，不过足以满足评论家与少数了解意大利文坛动向的读者的需求。”(1984b)

我不会忘记解放后头几年的《团结报》，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