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与圣雷莫

伊塔洛·卡尔维诺，摄于1936年。

卡尔维诺的父母，马里奥·卡尔维诺与埃维莉娜·马梅利，摄于蜜月期间（1920—1921年冬）。

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

首先，我是天秤座。因此，在我的性格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制衡。我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之后决定回到祖国，我就在此时出生了。由此，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我在里维埃拉，在那个独有的小天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那里海湾拥着大海，崇山峻岭峥嵘而崔嵬，似天然屏障护佑着我。狭窄的沿海公路将我与意大利分隔开来，近在咫尺的国界线将我与世界分隔开来。走出那方天地是我在重蹈出生的创伤，只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1921年9月，卡尔维诺的父母在墨西哥圣胡安特奥蒂瓦坎附近。这张照片摄于太阳金字塔顶部，旁边是一个火盆。我们从埃维莉娜对照片的亲笔说明中得知，背景中的三个印第安人在演奏一曲原始小调。

保姆恩卡纳西翁抱着两个月大的伊塔洛，摄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

1902年马梅利一家在卡利亚里。前排就座的分别是卡尔维诺的外祖父乔万尼·巴蒂斯塔，外祖母马达莱娜·库贝杜，他们的长子埃菲西奥。后排左起：罗穆阿尔多，朱塞平娜（佩皮娜），埃维莉娜，安东尼奥（托尼诺）。

我成长于独裁时期，等我到了征兵年龄，战争全面爆发。我一直认为，和平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脆弱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再次夺走。

在兵荒马乱中，政治可能成了我青年时代过多焦虑的来源。过多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其价值的事物而言。而看起来与政治相去甚远的事物，我则更多地考量它对人民和国家历史（甚至政治）的影响。

战争甫告结束，我就感受到大城市的呼唤，这一呼唤比我故乡的呼唤还要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犹豫不决。选择都灵当然有其原因，而且并非没有后果。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因果，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我很快尝试了写作。发表对我而言很容易，我立即获得了支持与青睐；但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说服自己这绝非偶然。

我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在别人的书上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自己的书上花费的时间多。对此我并不后悔：所有精力的消耗都是为文明社会而服务。恰巧，我从都灵那座严肃而悲伤的城市，经常也十分容易地来到罗马。（此外，我所听到的唯一不以否定形式谈论罗马的意大利人就是都灵人。）因此，罗马会成为我未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并且又无须问自己什么。

对我而言，理想的居住地应该是外国人生活得自在的地方，巴黎就是这个理想之地。我在这里娶妻成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我妻子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皆可改变，但我们内在的语言不会改变，甚至它所包含的内在是比母亲的子宫更加独特和权威的一个世界。

我意识到，在这部自传中，我用了大量笔墨来讲述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几个阶段，现在我甚至倾向于更进一步地回到我出生前的世界。这就是自传对起源进行探索的风险。比如《项狄传》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长辈的生平经历，而等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无话可说了。（1980）

1925年1月，卡尔维诺与父母在古巴圣曼努埃尔。

卡尔维诺的舅舅和舅母，二人都是化学家。舅舅埃菲西奥·马梅利（卡尔维诺母亲的哥哥）与他的妻子安娜在实验室里。照片摄于1938年。

“在我的家族中，只有做科学研究才是光耀门楣。我的一个舅舅是化学家、大学教授，他的夫人也是化学家（其实我有两位化学家舅舅，并且两位舅母也都是化学家）；我的弟弟是地质学家，也是大学教授。”(1960)

1985年夏天，伊塔洛·卡尔维诺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在《美国讲稿》中如此热情洋溢地写道：写作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解释事物的感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遗嘱性质的陈述，同时也是在宣告自己忠于工作的原因。很少有作家会像卡尔维诺这样，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不断地对自己的创作意义发出疑问：可能的策略，选择的内在必要性、合理性和连贯性。这种对精确的追求，这种确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无穷系列关系的前提，正是“母胎里”就镌刻下的、卡尔维诺携带的遗传密码。这是来自父母双方以科学思维为主导的密码：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正是因为共同的科研兴趣使得他们在一次科学交流中相识），舅舅埃菲西奥则是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