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和氟利昂

1926年，挪威工程师艾瑞克·罗德姆（Erik Rotheim）为气溶胶罐申请专利时，他并没有预见气溶胶罐竟然会成为世界上伟大的一项发明，也没有想到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气溶胶罐成为非常有用的装置，军队用来喷射携带疟疾的蚊子，以及藏有引发伤寒的细菌的虱子。

1939年人们发现了DDT的杀虫特性，DDT是军队最重要的杀虫剂以控制疟疾和伤寒的扩散。战后的几十年里，DDT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带来了亩产粮食产量大幅上升。气溶胶罐用来喷洒各种东西，从鲜奶油到防晒霜不一而足。不幸的是，气溶胶罐和DDT的应用都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环境后果。

生物学家瑞秋·卡尔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上述技术使用的严重后果，这本书也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最重要的书之一。卡尔森解释像DDT这样的合成杀虫剂会杀害鸟类，对环境有害。她公开质疑DDT的广泛使用，虽然她并没有要求完全禁止。直到1968年匈牙利开始禁止使用DDT，德国和美国于1972年禁止，2004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世界范围内全面禁止其使用。

DDT的禁用也并非没有不同意见。限制DDT的使用本身也造成了一些损失。DDT能够控制的疾病比如疟疾继续成为主要的杀手。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2012年记录在案的是2.07亿例疟疾，62.7万人因疟疾死亡。

在2007年一份充满争议的报告中，美国国家卫生机构的罗伯特·戈瓦兹（Robert Gwadz）甚至表示，禁止DDT可能导致2000万儿童死亡。老牌的周刊杂志《人类事件》发表的一篇名为《19世纪和20世纪十大最害人书籍》的文章中对于《寂静的春天》给予了恶评。

但是，DDT和许多杀虫剂都躲过了简单的评估。正如（美国）东北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托弗·鲍索（Christopher Bosso）指出，杀虫剂或许可以简单地定义成有害的好东西或是能做好事的坏东西，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看法。

氯氟化碳（CFC，俗称氟利昂）曾经作为气溶胶罐的主要推进剂非常流行，但是后来发现CFC破坏地球平流层的臭氧层。臭氧层能够阻挡太阳紫外线辐射产生的不利影响，臭氧层空洞导致皮肤癌患者增多。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确立的导则要求逐步取消使用CFC，自那以后，几乎所有国家开始转向选择危害性更小的推进剂。

CFC不仅是造成臭氧层空洞，同时还是“超级”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变暖。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地球的平均表面温度上升了1.4华氏度（0.8摄氏度），据估计其中2/3的上升都是在过去30年内发生的。科学家们希望将地球的温度稳定在与工业时代前相比上升2摄氏度（3.6华氏度）的水平，但是如果这无法实现，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累积效果的预测将十分悲观。冰川融化，沿海城市被洪水淹没，成百万人必须搬迁，内陆生活的十几亿人将不得不适应气候模式变化带来的旱灾的影响，而这些地方在冰川时代曾是富庶之地。

终止或者说至少延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重点放在环境保护上，通过减少对于碳基生物燃料的依赖，转向清洁可再生的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变暖的技术解决方案受到了重视，这些措施属于地球工程这一新兴领域（气候工程）。技术解决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淡化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在不认同全球变化的人心目中，只要有一丝可以想到的技术解决办法就说明气候变化的威胁只是夸大其词。

气候变化的管理不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地球工程学的利弊权衡主要在于比较气候变化管理各种技术方案存在的风险。一些方案潜在的影响可能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危险。

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对容易、快速、便宜和尚未完善的技术已经存在。像很多新技术一样，这种技术也存在风险。比如，在大气层上层空间播撒硫酸盐粒子，将阳光反射回去，从而降低地球表面的温度。这种效果就如同大型火山喷发，向大气中喷射了大量灰尘，形成了阳光遮挡物，从而暂时降低了气温。

臭氧层吸收大部分紫外线辐射，处于平流层往上12～19英里（20～30公里），正是大部分喷气式飞机飞行的区域之上。根据计算机模拟，平流层中分布的硫酸盐能够将因温室气体增多造成的变暖效应每年减少50%甚至更多。这项任务需要飞得更高的飞机执行，比如F-15Cs。但是，这项技术的采用从道德和政治上都存在争议，因此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预测气象非常困难，微妙的影响可能将一场飓风化为扬尘微风。没有人知道如何分析干扰大气层上空所能造成的影响。除了计算机模拟之外，没有办法进行大型或是小型的试验。火山喷发能提供一些经验，但是这很难预测常年在平流层播撒硫酸盐粒子所造成的长期后果。

在大气层播撒硫酸盐的方式非常简单，这就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可能被选出来实施这一措施对当地气候进行工程处理，但是却忽略了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比如季风气候为中国和印度的肥沃农田提供了降雨，我们想象一下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