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如果可以提前预测创新技术是否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其发展将得以控制。对于这种看法，有很多条理由可以予以质疑。
戴维·科林里奇（David Collingridge）1980年第一次提出了有关技术评价的困境。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对其进行控制会容易很多，科林里奇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写道：“当认识到不希望的后果已经发生了的时候，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控制尤其困难。”
30多年来，科林里奇困境是技术评价界的基本教义。它所强调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其二元组成很简单。在新技术引入和站稳脚跟之间通常会有一个转折点，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在技术充分应用前聚焦问题所在。这个机会窗口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持续多年。随着技术发展加速，转折点将大大收缩。这可能是快速的社会变化造成的，比如，刚开始只是富人以及部分人使用手机，很快就遍及大街小巷了。
一个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控制，即使人们认识到它将带来一些危害。铁路工程师可能会发现前面的铁轨上有一辆车，但是紧急刹车也难以让火车停下来避免事故发生。在一些传统行业领域，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阻挠任何可能危及其行业或利润的变革发生。当然，这种分析有很多微妙元素影响，替代产品可能摧毁一个旧的行业。像我的传真机就被淘汰了，扔在地下室里布满了灰尘。
学者和批评人士在创新技术的发展初期予以关注，通常会揭示潜在的害处，从而延长转折点。但是，即使一早发现了，也需要开展实质性的研究，论证这些害处是否真的很严重。可能还需要发起公众活动以提醒决策者注意其中的风险。
当然，很多新技术的影响只有在投入使用后很长时间才能为人所知。没有人能提前预知X射线以及将石棉作为建筑材料的危险。但是，本书将介绍一些本来已经知道或强烈怀疑可能出问题，却采取很少或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事例。
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有些情况下，做出了利大于弊的评估，这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的担心在于，有些技术的风险并未进行评估或已经知道其中的风险却被决策者忽略了。
本书的最后四章将倡议加强上游防护的必要性，更多地控制存在潜在害处的技术开发以及投入社会使用的方式。上游管理当然要比下游监管更可取，特别是当一种技术已经深植于社会或已经存在主要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仍难以认识到什么时候或者采取多大程度的控制。什么时候是采取预防措施合理之时，什么时候又是过度预防呢？
许多社会理论家提倡预防原则，即如果怀疑任何的行动或技术可能对公众或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都应当摒弃。其最严格的形式是必须证明这一技术对于任何想要使用的人都是安全的。欧盟已经将预防原则写入法律限制新技术的引入，比如转基因食品。相比之下，美国通常是需要质疑该项技术的人提出举证。在采用技术的时候，美国通常会淡化风险，并认为任何问题都能找到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对于欧洲人是防御性的，美国人挑战性的定义过于简单。
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以令人困惑的方式与风险打交道。美国人对安全进行立法并尽力消除一些存在较小伤害领域的风险（1982年泰诺药品事件后采用密闭性药瓶），同时对新技术进行充分检测前已经推广采用（转基因食物和纳米材料）。
欧洲人将存在内在风险的活动导致的伤害的责任放在比如说选择去滑雪的人身上，但是喜欢打官司的美国人则要支付昂贵的滑雪票以掩盖滑雪场高昂的保险费用。美国人很愿意为一个安全性能更好的车辆支付更多的钱，却不愿意放弃存在风险的车辆带来的便捷而选择速度更慢、更安全的公共交通方式。
预防措施将放慢创新的速度。采取严格的预防政策的国家在收获具有潜在革新型的技术所带来的收益时将处于竞争弱势地位。对于新工具或工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具有真正的经济上的优势的。但另一方面，持有更开放政策的国家则可能使其公民暴露在风险面前。
当然，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辩论都会关注这一问题，立法机构不得不权衡安全和经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其特点是对弊端进行监管，在刺激经济发展之前必须公平分配产品和服务，而共和党则认为减少政府和监管将刺激经济发展。当监管机构弱化时，出现事故、灾难、滥用以及经济崩溃等问题，则可以提出反证。经济和技术政策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对于风险、正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同处理办法所得所失进行争辩的历史。
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新型技术开发管理方式的手段及有效性，虽然我们能够预测有些工具和实践存在风险。不管是否以指数级加速发展，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在迅速往前推进。速度带来的势头将深深地影响对于技术发展进程的干预。
不断加快的变化速度以及复杂混沌系统的不可预测并非对技术管理前景产生深远影响的唯一挑战。从地理工程到基因学，每一个新的领域都是好处和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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