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压力

企业界目标的转移并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生产情况发生五项革命性改变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社会力量、信息地位、政府机构、道德观念这五项改变均迫使大企业迈向多目标之途。

第一种压力来自生态环境的改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已经达到成熟期，当时世界人口只有27.5亿，现在已经超过40亿；当时世界人口每年只耗用87千兆BTU[1]的能量，现在要耗用260多千兆BTU的能量；当时锌等主要原料的消耗量每年只有270万吨，现在的消耗量是560万吨。

不论用什么方法计算，我们对地球资源的需求都是有增无减，致使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污染、废物、海洋毒化迹象、气候变化，我们也承担了极高的风险。这些情况显示，我们再也不能采用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生产制度了。

企业界既是主要的生产者，又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希望维持经济增长——其实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明日的商界人士应该要负责扭转大企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自动肩负起这项责任，否则也会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大企业现在身兼环境和经济两种责任，然而这项改变不是由好心人士、偏激分子、生态学家或者政府机构促成的，生产环境的改变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种压力来自一向不受关注的社会环境的改变。目前的社会较以往有组织，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环境已经跃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许多组织良好、资金充裕的机构、商会等团体。

目前美国有137万家公司、9万所学校、33万间教堂、1.3万家行政机构和几十万个其分支机构，再加上无数地方性的环境、社会、宗教、运动、政治、种族和政府团体，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靠14.4万家法律公司来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行动不仅会受到无助的个人的牵制，而且会受到有组织的团体的干涉，这些团体多半拥有专业人员、自己的刊物、政治影响力和足够聘用专家、律师及其他助理的资金来源。

大企业的决策受到周遭机构严密的监督。失业、社区瓦解、强迫迁移等都是大企业造成的“社会污染”。大企业必须为其生产的“社会产品”担负更大的责任。

第三种压力来自信息方面。社会多元化的结果显示，社会各机构，包括大企业在内，必须互相交换更多的信息，才能维持平等的关系。第三次浪潮的生产方式使大企业更为渴求信息。公司多方吸收资料、处理资料并散播资料。如今信息已成为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信息经理”也随处可见，大企业对信息方面的影响不亚于对生态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

信息的重要性引起了企业资料控制权之争——争取开放更多资料给普通民众、要求公开财务数据（比如石油公司的生产和利润数字）、呼吁有诚信的借贷和广告。在新时代中，“信息影响”和环境及社会影响一样严肃，大企业不仅是商业生产者，更是信息生产者。

第四种压力来自政治和权力方面。政府的复杂组织反映出社会的迅速多样化，政府的分工也显示出社会的差异，因此大企业必须和日趋专业化的政府单位打交道。这些协调不佳、各行其政的单位不断面临重组的困扰。

同时，每一家公司都卷入了政治旋涡中，不论是地区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每一项重要的公司决策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

最后，在第二次浪潮文明衰退、价值系统动摇之际，第五种压力已影响到所有的机构（包括大企业在内），即巨大的道德压力，一度被视为正常的行为突然变得离经叛道。洛克希德贿赂案震惊了日本政府，欧林公司被指控向南非运送武器，海湾石油公司总裁因贿赂案而下台，英国迪斯蒂勒制药公司未给予药物受害者足够的赔偿，麦道公司的DC–10事件，都是引发道德声讨的事件。

企业的道德立场对社会的价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力量不亚于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企业被视为道德的“生产者”。

第二次浪潮的教条观念认为企业只是一个商业组织，然而在上述5种生产状况的剧烈变动下，这一观念已荡然无存。在新情况下，企业不再是扩大经济功能的机器，“生产”的定义现在包括了企业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长期和短期影响。简而言之，企业界的“产品”远超第二次浪潮的企业界人士的想象，其中包括了环境、社会、信息、政治和道德，而不单是商品而已。

企业因而由单一目标转为多重目标，这一转变不仅是表面变化而已，大企业的性质和定义都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们将会看到大企业内部掀起纷争，执着于第二次浪潮单一目标的人和准备应付明日多重目标企业环境的人互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