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幅度调整公司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全世界普遍要求大企业重新制定其目标，这一呼吁导致原本不稳定的情况更加恶化。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编辑戴维·尤因（David Ewing）说：“大众对于大企业的愤怒有增无减。”尤因举出1977年哈佛企业管理研究所的调查为证，据他说：“此项调查结果震惊了整个商界。”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消费者中，约有一半认为他们在市场上所享受的待遇不如10年前；有3/5认为产品品质较以前劣质；
一半以上的人不信任产品保证书。
尤因认为，更糟的是，很多人不仅仅觉得生气和愤怒，他们对于新科技和新商业怀有莫名的恐惧。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主管约翰·C.比格勒（John C.Biegler）表示：“自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以来，美国大众对大企业的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美国商界和会计界人士备受指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重新调整。公司业绩必须按照一个陌生的新标准来衡量。”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欧洲，甚至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在日本，丰田的内刊报道：“前所未有的人民运动正蓄势待发，意图大力抨击大企业破坏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然，大企业以往也曾经遭受过激烈的指责，但是今日的抱怨和以往大不相同，今日的运动起源于第三次浪潮的价值观，而不是僵死的工业文明。
在第二次浪潮时代，企业被视为商业单位，而一般人对大企业的指责也多半侧重经济事件。批评者指控其剥削劳工、压榨顾客、组织卡特尔以操控价格、生产劣质商品，但不论批评者的指控多么严重，大部分人都仍然接受大企业的观点，视之为商业组织。
今天的批评者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不可以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生活层面分离。他们主张大企业不仅应对业绩负责，而且应对从空气污染到企业主管情绪压力过大等副作用负责。因此，诸如石棉中毒、将穷人当作药物实验对象、扭曲非工业国家的发展、种族和性别歧视、组织秘密活动和欺诈事件等均令大企业备受指责。此外，大企业支持某些恶名昭彰的政权和政党，例如智利的法西斯将领、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这种做法亦使大企业成为众矢之的。
问题不在于这些指控是否公正（事实上，这些指控都属实），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控背后的意义。因为第三次浪潮为大企业带来了新的期望，大企业不仅要生产和获利，而且要协助解决复杂的生态、道德、政治、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
企业在批评者、立法机关和其内部管理层的敦促下，不再以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自命，而逐渐成为一个多目标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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