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甫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苏格兰—爱尔兰人

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之前，来美的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从主体上来讲，是定居在北爱尔兰的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他们自称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区别于后期来美的凯尔特移民。他们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向这里移居了，在人数上比后期的爱尔兰移民要少得多，但却包括许多具备高超技能的工人、小商贩和受过教育的人。然而这批移民基本上家产有限，不少人是通过先签订卖身契约，答应到美后充当若干年奴工，以抵偿未来雇主或轮船公司预先垫支的旅费，才得以移美的。

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大致北起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经过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山区这一狭长地带定居下来。当时这一带多属殖民地边陲，他们也就因此而变成了闻名的边疆居民和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勇士。苏格兰—爱尔兰移民“集居”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现象，直到20世纪仍然令人一目了然：在谢南多厄山谷，有两个县拥有的长老派信徒，比其他所有教派的信徒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姓麦克（Mac）的人多得无法统一排在M字母名下，只好在26个字母之外将姓麦克（Mac）的人单独列出来，以便查找。

苏格兰—爱尔兰人多属自耕农民，而非农场主或奴隶主。南北战争前，南方具有反对奴隶制思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中，确实就包括有苏格兰—爱尔兰人“集居”的地区。亚伯拉罕·林肯的家就在这样一个地区。

苏格兰—爱尔兰人尽管素以打斗和酗酒而恶名远扬，但他们也以到哪里就把教堂和学校建在哪里而著称于世。教堂和学校这两大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王国，苏格兰是欧洲居民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爱尔兰人渐渐融于美国一般居民之中，除了那些他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孤立邑落之外。但是与后期的凯尔特—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自觉掀起过保持种族同一性的运动。不过在19世纪，相当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所怀有的血亲认同感，仍足以使他们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一再地发生冲突，在美国重演其祖籍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仇夙怨。每年一度的庆祝奥伦治王子打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奥伦治节，变成他们在美国斗殴的机会。一方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总想公开庆贺一番；另一方是凯尔特—爱尔兰人，他们则总是企图阻止对方这样做。1871年在奥伦治节的一次较量中，就有近50人死于非命。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政府不得不出动民兵和联邦部队来阻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格斗。

在美国历史上，时有某一特定国家的先期来美移民，设法帮助后期来美的同胞克服困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却绝对不会发生在苏格兰—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凯尔特—爱尔兰同胞之间。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地理分布上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