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甚远，但更具根本性的原因还是他们从旧世界带来的相互之间的极端敌对情绪。爱尔兰移民因此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去创基立业。

第一代爱尔兰移民

后来，所谓“爱尔兰人”或“美籍爱尔兰人”，其含义只是指代具有土著爱尔兰血统或凯尔特—爱尔兰血统的人，而不是指苏格兰—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多半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4个州。纽约的爱尔兰人超过都柏林的人口总数。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但是美国整个南方却只有85万名爱尔兰后裔。爱尔兰人不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东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区，而他们当初在爱尔兰时却基本上都是庄稼汉。他们中有4/5的人住在美国大都会的各社区。

公路和铁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终于吸引大批爱尔兰人离开少数几个大城市，散居到这些交通干线两侧较小的社区里。这些社区实际上就是由当初爱尔兰工人筑路开河时搭起的工棚发展而来的。参军的爱尔兰人，有时则在他们办理退伍手续的兵营附近定居下来。但是，试图组织爱尔兰人向农业地区流动的种种努力却总是劳而无功。在各个孤零零的大农场上经营的美国农业，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与爱尔兰那种在封闭的村落周围巴掌大的土地上从事马铃薯种植，实有天壤之别。除了谋生技能和美国恶劣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之外，在美国务农所意味的孤独生活，对素来喜欢群居生活的爱尔兰人来说，是从未尝试过的，而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远离其他爱尔兰人就意味着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尽管曾有人作过无数次的呼吁和动员，一直到20世纪，美籍爱尔兰人大体上依旧是城市居民。

爱尔兰人大批涌进美国东北部都市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许多后来抵美的移民种族中再三呈现的居住模式。原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为若干极小的公寓，每个小公寓里挤着一个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间也变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临时凑合的栖身之所。此种民居模式，不仅反映了爱尔兰人的贫困，也反映了他们在爱尔兰小土屋里所养成的习惯，能忍受肮脏的生活条件。

对于那些被迫在肮脏环境干活并缺乏室内供水设备的人来说，整洁既非一种文化价值，亦非一种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们竟能任粪便和污物堆积在后院的茅厕里，直到市政当局不得不上门来清除，否则就会溢进明水沟，造成空气不洁，滋生恶性疾病。妥善处理垃圾以防街区鼠害成灾，也是类似于清除粪便这样许许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刚进城的每一批乡下人过一段时间方能领会的。开始是爱尔兰人如此，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他许多种族也经历过这一过程。爱尔兰人来美后在调整适应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其他种族所付出的代价都要高。以前不为人知的霍乱，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顿，且发病率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在纽约，爱尔兰居民区的霍乱发病率也高得离谱。在各个城市里，肺病和火灾定期地普遍殃及爱尔兰人所在的极端拥挤的住区。在来美后早期的艰难适应岁月里，爱尔兰人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顿，肺病的发病率总是与某一街区居民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

从爱尔兰带来的酗酒和斗殴恶习，在美国一直难以根除。在19世纪50年代，纽约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一般都是因为酗酒和行为不检，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罪恶。警察局运犯人的车子被称为“帕迪马车”，因为车里装的囚犯经常是爱尔兰后裔。所谓“好斗殴的爱尔兰人”，这个说法的意思包罗万象，从个人之间的吵骂到聚众闹事（美国称之为“唐尼布鲁克斯”。唐尼布鲁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此地每年举行一次交易会，其间必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和混殴），从犯罪团伙到“莫利·麦奎尔”恐怖主义组织，爱尔兰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莫利·麦奎尔”一帮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肆进行谋杀和爆炸活动，直到1876年该恐怖组织的20个头头被绞死之后才平息下来。

全美各大商埠的爱尔兰居民段，个个都是社会治安的难点。在纽约，爱尔兰人“集居”的第六区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区”。该市另一个爱尔兰人地段被称为“地狱的厨房”，还有一个被称为“圣·胡安之丘”（因为美军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密尔沃基，爱尔兰人“集居”地区被称为“血腥的第三区”。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所在的地段“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声名狼藉的治安难点之一”。有人说，参加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爱尔兰人，每铺一英里的路基就做下一桩谋杀案。

1863年在纽约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主要是由爱尔兰狂徒掀起的。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征兵的对象大都是像爱尔兰人这样的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因而起来造反，几天之内杀死了上千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虽然爱尔兰人在诉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厉害的），但他们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大规模使用暴力在19世纪的美国是很平常的现象，而爱尔兰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乱分子侵袭过爱尔兰人的街区，焚毁他们的教堂和住宅，攻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