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去之后写道：

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戴着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比起爱尔兰农民来，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要长，吃得要好。和爱尔兰农民的棚屋相比，美国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结实，面积更大，通风也好，也更能防止别人干扰。这里无须准确地说清楚究竟二者谁的日子过得更惨。但是，竟然被人拿来和黑奴相比，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农民贫困潦倒的状况从中可见一斑。

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压迫的生活。英国统治者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活。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并出租其中一部分给爱尔兰的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这批英国地主不仅享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在18世纪，他们的势力相当大，以至可以随意殴打爱尔兰农民，后者则不敢还手自卫。他们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个农民的妻子或女儿来和他们过夜。研究这一段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学者，对奴隶与亡国的爱尔兰农民之间，除了法律定义之外究属有多大区别，已经提出了疑问。同样，这里也无须对此弄个水落石出。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争论，本身就表明爱尔兰人所受压迫之惨烈了。

古代的爱尔兰，曾经是个在技艺和学识上有过某些建树的国家。在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时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知识”的，虽然它也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来拼写。爱尔兰靠近罗马帝国的疆界，多少世纪以来处在欧洲的外围，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是封闭的。内部的王朝斗争和外部入侵，多次毁坏了爱尔兰社会，使它无法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15世纪初期，英国国王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仅局限在东海岸都柏林周围30英里长、20英里宽的一块狭长地带。千百年来，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偶发的流血起义和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英国人曾一次屠杀过600名犯人。蔑视加无情，就是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提到爱尔兰人就称之为“不过是个爱尔兰人罢了”，或谓“粗鲁的爱尔兰人”。甚至在偶尔称赞一个爱尔兰人的领袖时，也只是说“就野蛮人而言，算个大人物”。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之一，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克伦威尔屠戮。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0%——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英国在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的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能充任公职或担任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张胆地要让爱尔兰人处于屈从和贫困的境地。用伟大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来说，此种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英国征服者能使爱尔兰人贫困不堪，但要消灭他们的反抗，又谈何容易。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秘密的和基层的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甫们为向其信徒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驱赶佃农的地主，或者与英国人勾结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爱尔兰自发抵抗分子的袭击。由于不得不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机构设施，爱尔兰人不但培养了高水平的组织本领，也锻炼出本领规避他们认为是非法压迫他们的政府机构。这两种本领，后来证明对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发展壮大其政治权力，是大有用处的。

压迫性的惩罚法律在18世纪末期有所放松，并最终于1829年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丹尼尔·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的政治天才，此公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使得英国除了废除这些法律或打一场内战之外，别无选择。废除惩罚法史称“天主教解放”，甚至连美国对此也大加庆贺，费城的自由钟都被击裂了缝，可见这一事件历史意义之重大。

爱尔兰人并非简单地因贫穷或缺乏教育而沦为“下等阶层”的。他们的地位更多地带有世袭的种姓制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里上升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们被认为是如此不配上升到高层地位，以致法律和习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们任何升迁的门路。更何况，不管是故意还是人为，爱尔兰的产权制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的任何额外收获，都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这就摧毁了佃农的积极性。此种制度在道德和经济上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律实施时间和地点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