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细胞战争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8年6月——1969年12月人二倍体细胞株的整个研发历史是由一系列失败、失望、误解，最后还由官司构成的。但其中并不乏幽默。

——伦纳德·海弗利克，1984年[691]

1968年夏，海弗利克来到斯坦福大学，当时他既没有住所也没有实验室。一家人临时租住在校园兄弟会的房子附近。他们在那里住了十五个月，等着校方为他们建好一栋方正的赭黄色新房。这栋房子位于一块安静的飞地上，它所在的街区很舒适，学生们将它戏称为“教职工部落”。房子有五间卧室，甚至还有一间给海弗利克的小书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杏树和一棵木兰，木兰在春天开满白色的大花，甚是壮观。

至于那些珍贵的原代WI—38细胞，海弗利克回忆说，在等实验室建好运行起来时，他将它们交给了特别有资质的朋友和同事沃尔特·纳尔逊-里斯；纳尔逊-里斯帮助管理位于旧金山湾对岸奥克兰的海军生物学实验室的细胞培养部门。（海弗利克还记得，纳尔逊-里斯的一名实验室技术员出于好奇，擅自解冻和增殖了几瓶WI—38细胞。海弗利克得知损失后非常痛心。）

在费城经历了数个寒冷、灰暗的冬天和潮湿的夏天后，海弗利克一家乐于接受改变。11岁的乔尔喜欢纯净的阳光。一直想到加利福尼亚生活的露丝，发现这座田园式的校园并没有令她失望——校园里的红瓦砖石建筑，散发着芬芳的桉树，还有一群群骑着自行车、晒得黝黑的本科生。教职工的妻子们都很友好。她得知自己可以作为教职工配偶听课，于是选修了生物课，后来还遇到了一位和她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没过多久，她就抽出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能抽出的一点时间，参加了帕洛阿尔托艺术俱乐部，还使用了新朋友家车库里的版画印刷机。

对海弗利克这样雄心勃勃的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几乎总是充满吸引力。十年前，乔舒亚·莱德伯格刚刚因发现细菌基因重组而获得诺贝尔奖，就创建了遗传学系。生物化学系的阿瑟·科恩伯格1959年因揭示DNA的合成机制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生物化学系的同事保罗·伯格不久后会接替他成为系主任，1980年保罗·伯格因首次将来自不同有机体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而获得诺贝尔奖。在生物学以令人兴奋的方式扩张边界的时代，这三位“伯格”让斯坦福大学成了一个圣地。

诚然，海弗利克任教的斯坦福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不能与三位“伯格”所在的领域相比。在接受这份工作前，海弗利克已经知道医学微生物学系相对落后。实际上，它的位置就能说明这一点，它位于在1906年大地震中大半损毁的旧博物馆里。

但是，这也让海弗利克有足够的空间开辟自己的道路。

医学微生物学系与解剖学系共用一栋楼，这栋楼建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里面没有地方可以给海弗利克建实验室。他分得一间铁板房，这间长方形的预制房占地约1000平方英尺。

它坐落在一片铺着碎石子的空地上，位于共用楼的医学微生物学系一侧和大学博物馆背面之间，这片空地也兼做停车场。在碎石子空地对面，紧靠着解剖学系一侧的是一间狗舍，里面关着患嗜睡症的狗，饲养员是顶尖的睡眠研究专家威廉·德门特。他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把那些黑白花小狗放出来在停车场里跑跑，它们有时跑着跑着就睡着了。（海弗利克的儿子乔尔回忆说，海弗利克还会在周六看橄榄球赛时把家里的车停在这里，免得去校园那头的斯坦福体育馆交费停车。）

这间铁板房是个空壳，海弗利克的实验室要从零搭建，这需要几个月。在此期间，海弗利克用空心门板当操作台，把纸箱堆起来给自己隔出一间办公室。几年之中，海弗利克得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扩建了实验室：实验室的一头加盖了两间移动房，它们通过一扇门相连。

扩建后的实验室称为“癌症病毒实验室”，这是按照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项目来命名的。它包括一间供两位秘书办公的角落办公室、一间在秘书办公室隔壁的海弗利克办公室、一间用于孵化细胞的温室、一台大型的液氮冷柜，还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容纳技术人员、研究生和来访的同行。

海弗利克实验室是一个忙碌的地方。有一位初级技术员来自伊朗，容易激动，他的真正理想是做一名银行家，经常开着他的绿色大众甲壳虫车在校园里狂飙。还有埃里克·斯坦布里奇，一名蓝眼睛、薄嘴唇的博士研究生，他曾在威斯塔研究所跟着海弗利克工作。伍德林·“伍迪”·赖特是一名聪明的哈佛大学毕业生，长着红胡子和一双真诚的棕色眼睛。他于1970年来到实验室，在这里完成博士学业，而同一时期，他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海弗利克的支持人员中，南希·普雷贝尔是中流砥柱，她是一名特别能干的技术员，高挑、强健，当年28岁。她的父母让她当体育老师，但她去了宾大学习化学。从12岁起，她就想做实验室技术员，她于1963或1964年加入了海弗利克在威斯塔研究所的团队，后来成为海弗利克的技术员主管，并跟随他从费城来到斯坦福。

实验室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空调也不好用，夏天热得难受。但它是海弗利克的实验室，连玻璃器皿上都贴着定制的标签，上面是用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