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细胞战争

颜料，用棕色大号大写字母写的“HAYFLICK”（海弗利克）。

1968年夏，美国东海岸又闷又热。威斯塔研究所的科学管理员，拥有博士学位的微生物学家罗伯特·鲁萨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一场关于组织培养的会议。一同参会的还有研究所的同事文森特·克里斯托法洛。文森特·克里斯托法洛是一个圆胖、冷静的费城本地人，尽管有六个女儿，他还是抽出时间专注研究海弗利克的胎儿细胞的老化问题。有人找到鲁萨，让他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的秘书。她让鲁萨和克里斯托法洛放下所有事情，立即飞回费城。威斯塔的所长要跟他们商量一件比在多伦多开会更急迫的事情。

回到威斯塔研究所，鲁萨发现科普罗夫斯基“急得团团转”。那些珍贵、年轻的原代WI—38细胞不见了。海弗利克将它们全部带走了。科普罗夫斯基狂怒不已。他一边踱来踱去，一边问鲁萨和克里斯托法洛他们觉得WI—38细胞属于谁。“他很激动。”鲁萨回忆道，“我们猜测那些细胞值多少钱。对希拉里而言，它们价值巨大。”[692]

不久之后，科普罗夫斯基派克里斯托法洛去斯坦福，想取回最低数量的细胞，就是1月那份协议约定属于威斯塔研究所的十瓶细胞。海弗利克记得有人从威斯塔研究所来到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要求取走细胞，但他记不清是谁了。他记得自己当时很恼火，让那人空手回了费城，说他需要预约，不会在突然接到要求时把细胞交出去[693]。

2006年，克里斯托法洛去世。他生前接受了罗杰·沃恩的采访，回忆了下面一段经历。2000年，科普罗夫斯基的传记出版，罗杰·沃恩写道：

科普罗夫斯基派克里斯托法洛去要回属于威斯塔研究所的那部分细胞。他飞去加利福尼亚，却没有得到海弗利克的配合。“我们吵了一架。”克里斯托法洛说。科普罗夫斯基给海弗利克打了电话，然后告诉克里斯托法洛说已经谈妥了。克里斯托法洛再次飞去加利福尼亚。“海弗利克问我是否有容器。我说有，液氮罐。他问我容器有没有测试过。他说，除非测试显示容器能正常工作72小时，否则他不会把细胞给我。我对他说，容器是全新的，而且路程最长只有10小时。他又拒绝了我。我们又吵了一架。[694]”海弗利克离开费城后，那些依赖细胞的人很快就知道他带走了细胞。科普罗夫斯基“勃然大怒”，普洛特金回忆道[695]。

海弗利克到斯坦福大学入职才九天，普洛特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写信来是提醒你我们关于WI—38细胞的讨论内容。你解冻安瓿后，我们想要一份细胞。同样，以后每次解冻安瓿后，我们都希望能收到一份细胞。我希望你在加利福尼亚一切顺利。”[696]

此时，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其他WI—38细胞。全美、全球的几十名科学家要么正将细胞放在孵化器里培养，要么正将它们藏在冷柜里。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着名细胞库——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已经拥有约100瓶倍增过15次的细胞，这些细胞对研究很有用。[697]但是，对疫苗生产者来说，黄金般珍贵的还是那些只传代过八九次的原代WI—38细胞，因为它们十分年轻，能够呈指数级地大量增殖。海弗利克在斯坦福大学像一只嫉妒的母鸡那样守卫的，正是几百瓶这种十分年轻的原代细胞。

在斯坦福大学，海弗利克很快就像在威斯塔研究所时一样忙了。他继续研究支原体，也就是他读博时研究的那种微生物。他在1960年代末发表的科学论文或文章中，约有一半是研究支原体的。他的大多数其他文章则是继续努力让WI—38细胞得到接受、用于制备病毒疫苗。

1968年年中海弗利克离开威斯塔研究所时，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似乎认为，科学界对WI—38细胞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698]所以，国家癌症研究所终止了那份要求海弗利克为科学家提供细胞的合同。但是，一年后，国家卫生研究院另一家机构富有开创精神的项目专员唐纳德·墨菲意识到，在活跃的、快速发展的细胞老化研究领域，科学家对WI—38细胞的需求并未减少。WI—38细胞是研究细胞老化过程的完美工具。细胞老化研究这个领域的开创者正是海弗利克和穆尔黑德，两人1961年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指出正常细胞在实验室中会老化。

因此，1969年年中，国家卫生研究院与斯坦福大学签了一份新合同，海弗利克是主要研究人员，墨菲是项目专员。海弗利克再次受雇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生产、研究和分发细胞，这次分发的对象则是做细胞老化研究的生物学家。[699]（墨菲并不知道，海弗利克是在违背国家癌症研究所意愿的情况下将细胞带到斯坦福大学的。当时，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下属机构并不知道彼此的行动。）

但是，与此同时，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年，即1968年7月到1969年6月，海弗利克继续向外分发WI—38细胞，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他给位于伦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寄去27瓶第8代的原代WI—38细胞，给苏联寄去3瓶，给位于萨格勒布的免疫学研究院的疫苗专家德拉戈·伊基克寄送了5或10瓶。[700]他还解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