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生物制品标准部失职

现了异质的病毒样粒子，而这正是默克公司用于制备风疹疫苗的那种组织。生物制品标准部让这位科学家放弃研究，因为那些粒子“没有生物活性”。有人听到默里这样评论：“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如果我们披露了病毒污染，生产商可能要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717]

1966年，莫里斯从临床研究中发现流感疫苗只保护了20%的接种者，他告诉上司自己想探究其中的原因，随后却被免去了流感疫苗监管负责人的职位。

里比科夫高度公开莫里斯和特纳的指控，生物制品标准部显然因此深陷政治麻烦。

对海弗利克来说，这种精查细审早就应该做了。在里比科夫邀请他次年春作为证人去国会山参加为期四天整的专门小组听证会时，他接受了。1972年4月和5月，总共有十七名证人与里比科夫的专门小组面谈，海弗利克是第三个。他在第一天就作证了。

海弗利克毫无隐瞒。他称赞自己的WI—38细胞“绝对洁净”，与猴肾细胞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他对参议员说：

“每只猴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其细胞可能携带许多有害病毒，而WI—38细胞则不同……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每生产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都可能需要牺牲数百只猴子，而这些猴子的肾里真实地潜藏着最危险的有害病毒，他们就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在这一方面，猴肾是已知的‘最脏’器官。”

海弗利克感到非常痛心，在科学家发现SV40污染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之后，生物制品标准部仍然“固执己见”，拒绝向制药公司显露哪怕丝毫迹象，暗示它将批准一种用WI—38细胞制备的疫苗。他抨击生物制品标准部作风“懒散”“极端保守”，这导致1500万俄罗斯人已经接种了萨宾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之后，美国人才开始服用。他谴责默里的做法，即为自己机构里的科学家研制的风疹疫苗充当裁判和评审。他呼吁成立外部的专家咨询小组来参与审批决定。他抱怨默里的决定不可改变，没有上诉机制。他指出，默里做了十七年负责人，任职没有期限。他呼吁以生物制品标准部之外的人替代默里[718]。

（此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组织了一个遴选委员会，要请人立即取代默里。）[719]

海弗利克说这些话丝毫不带讽刺，没有油腔滑调。相反，他特别真诚，只是他毫不明智。不过，这正是海弗利克：忍不住走向讲台，一旦站上去就无法也不愿意有所保留。

“我想，你对生物制品标准部及其当前的政策和做法做了有力的控诉。”海弗利克结束发言时，参议院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弗雷德·R.哈里斯这样对他说[720]。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制品标准部深感羞辱。有一份备忘录写于海弗利克作证六天后，它后来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诉讼材料的一部分，并收入了《病毒与疫苗》一书。在这份备忘录中，当时美国的主要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商莱德利实验室公关部门的一位员工写道：“接到生物制品标准部信息办公室的电话，得知他们最终决定采取强硬行动，回击海弗利克博士对猴组织疫苗的指控。疾病控制中心显然参与了这次反制行动。”[721]

次月，海弗利克在《科学》上发表《人病毒疫苗：为何使用猴细胞？》一文，猛烈攻击生物制品标准部的科学家，而这可能让国家卫生研究院更加难受[722]。

海弗利克咄咄逼人的证词与普洛特金在听证会上的回答对比明显，也显明了两人的不同。它还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固执的普洛特金仍然希望有一天自己的风疹疫苗能够得到美国监管者批准。所以，他不愿意冒犯他们。当里比科夫请他作证时，他低头递上了一封简短的信作为回答。他在信中解释道：“我决定不亲自出庭作证，因为这整段经历对我来说十分不愉快，我不希望再主动地卷入这个问题。”他写道，他会在信中总结“我所知道的事实”，因为他觉得作为公民有这样的义务。

随后，普洛特金用平静、克制的语言，按时间顺序讲述了他不顾生物制品标准部的反对尝试研制风疹疫苗，讲述了他只能去英国和法国寻找有兴趣生产这种疫苗的公司。他用了一句自己能够写出的最冷漠、最不伤人的话做结语：“我相信，如果管理环境不同，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是能够避免的。”[723]

小时候患过肺炎球菌肺炎、流感和哮喘，仍然活下来的普洛特金，数十年后又有惊无险。

没有脱险的是默里。在里比科夫组织听证会时，默里申请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内部“调职”，调任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特别助理”，直到十六个月后强制退休。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在离开职位时，仅仅隐约地表达了对“申请”的遗憾：“尽管我对员工们怀着强烈的忠诚感，我还是这么做了。”[724]

默里离开后，留下来向参议员解释生物制品标准部失职原因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副主任、肾脏生理学家罗伯特·伯利纳。他是陪同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参加听证会的一众官员之一。

最终，参议院专门小组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意外。1972年7月，生物制品标准部的258名职员调任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也重新命名为“生物制品处”，但是直到2014年，它的办公地点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