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脊髓灰质炎疫苗里的乘客

情况就会存在。”[237],[238]

从索尔克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监管者，所有人对这些猿猴病毒的假定都是，尽管它们在实验室或生产线上可能是个麻烦，但是并不会给人类带来危险，因为福尔马林在杀死索尔克疫苗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时，也会杀死它们。除此以外，他们还继续推断，即使猿猴病毒在生产流程中存活下来，也显然对人体无害——数千万接种了索尔克疫苗的人都很健康，不正说明了这点吗？

伯尼斯·埃迪不会随便接受这些假设。1959年6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开始了一项大胆的实验。她拿来生物制品标准部培养的猴肾细胞——提取自广泛用于疫苗制备的恒河猴，这一点很重要——将它们冷冻，磨碎，用只能筛除细菌、不能筛除病毒的超细过滤器过滤，然后将少量得到的液体注射到新生仓鼠皮下。接受注射的154只仓鼠中，多达70％长出了肿瘤，而且长出肿瘤的这些仓鼠全部死亡。更严重的是，出现这种问题的并不只是一两份磨碎的培养细胞——她准备了12份磨碎的猴肾细胞，每份细胞都提取自8至32只恒河猴。12份细胞中，最终有9份致癌。这种病毒似乎在猴子体内很常见[239]。

埃迪进一步实验，她从2只患病的仓鼠取得肿瘤，用剪刀剪碎，再将肿瘤碎屑注射到另外40只新生仓鼠皮下。除了2只以外，其他仓鼠都患上癌症，不足三个月就死亡了[240]。

1960年初夏，正当埃迪焦虑地思索着自己的发现时，她听说了华盛顿特区附近一场重要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会议上的一次演讲。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世界里，莫里斯·希勒曼的那次演讲就像一枚手榴弹。希勒曼备受尊敬，话语严肃，他是蒙大拿州人，在默克公司主管疫苗研究。他的演讲让埃迪鼓起勇气，找上司谈了自己的发现。

那年6月在乔治城大学参加那场会议的顶尖脊髓灰质炎疫苗学家都十分乐观。使用灭活病毒的索尔克疫苗已经上市五年，美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已经大幅降低，从1955年的每万人25例降到1960年的每万人不到5例。[241]但是，在小范围内脊髓灰质炎仍然顽固存在，尤其是在贫困社区里。更令人担心的是，最严重的病例，即那些患者瘫痪的病例，并没有像感染后能完全恢复的病例那样大幅减少。令人吃惊的是，致瘫的脊髓灰质炎的数量在1957至1959年之间增加了一倍还多，达到了6000多例。似乎很明显，索尔克疫苗能够限制脊髓灰质炎，但是并不能征服它。所以，与会的病毒学家正急切地等待政府批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活疫苗。他们预期这种疫苗比索尔克疫苗更便宜，接种更方便，而且更有效。它的接种方式是口服，而不是注射，这样能够模仿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自然路径。与肌内注射的索尔克疫苗不同，它能够在消化道黏膜内——病毒最先遭遇人体免疫系统的地方，以及血液中产生水平足够强的抗体。

参会的科学家知道，他们正在见证一场三赛道激烈竞赛的冲刺阶段，竞赛的终点是赢得美国的活疫苗许可。位高权重、言辞尖刻的阿尔伯特·萨宾显然领先。但是，科普罗夫斯基之前在莱德利实验室的老板赫勒尔德·考克斯，接手了科普罗夫斯基当初研制的疫苗，继续对其进行改良和测试；他正努力不出局。而且，科普罗夫斯基也不会放弃，想胜过他的主要对手萨宾。自从离开莱德利实验室以后，威斯塔研究所的这位大权在握者就调整和重命名了他从莱德利带来的疫苗，继续对其进行测试，比如在非洲中部，主要是比属刚果给超过30万人接种。

但是，在1960年6月那场会议上，希勒曼的演讲给科学家们对活疫苗获批的乐观期望浇了一盆冷水。希勒曼把他在默克公司宾夕法尼亚州西点研究所里指导的科学家本·斯威特的发现告诉了听众，大家很震惊。斯威特在萨宾的活疫苗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潜藏的猿猴病毒，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考克斯与科普罗夫斯基的活疫苗中也有这种病毒。这三人的活疫苗都是使用猴肾细胞制备的。而且，与索尔克的灭活疫苗不同，这三种活疫苗都未用应该能够杀死猿猴病毒的福尔马林处理过。

已知有十几种病毒会感染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者所使用的猴肾细胞，而与这十几种病毒相比，这种新的猿猴病毒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它不会通过损害培养的猴肾细胞而显露出来。用科普罗夫斯基的话来说，它并不会“疯狂地增殖”。相反，它会安静地待着，让培养瓶中猴肾细胞的形态和活动都十分正常。它难以检测，所以疫苗制备者不会抛弃被感染的培养物。

但是，它确实存在。

那斯威特是怎么偶然发现这种病毒的？戴比·布克钦和吉姆·舒马赫所着的《病毒与疫苗》详述了斯威特的发现[242]。

根据这两位作家的叙述，斯威特碰巧在用非洲绿猴做实验，而这种猴子与通常用于制备疫苗的那些种类不同。他将非洲绿猴的肾细胞暴露于培养了恒河猴肾细胞（用于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细胞）的液体里，非洲绿猴的肾细胞都患病并死亡了。原来，恒河猴的细胞把一种病毒传染给了非洲绿猴的细胞，让它们变得膨大，布满孔洞，而这种病毒在恒河猴的细胞中很安静，不会引起注意。[243]（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