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意识：理解人生之路

和选择。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对心理和意识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逐渐意识到，自由意志并不自由，自由意志只是“一颗认为自己选择了飞行路线与落点的石头”（斯宾诺莎）。我们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副现象，即副产品，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荒谬！”你也许会说，“我的自由意志怎么可能是假象呢？我现在想举一下手，我的手就举起来了；我现在想喝一口水，于是我拿起了水杯喝了一口水。难道现在不是我在决定我的行为，难道我没有自由意志吗？”

心理学家说，所谓的自主的决定与选择，可能都是假象，都是错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神经科学家科恩休伯和德克要求受试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动一下手指，即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操控自己的行为。他们发现在动手指前500~800毫秒，大脑的运动皮层都会出现神经元放电的活动。神经科学家们非常兴奋，认为这个电活动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神经学基础，他们称之为“准备电位”。

为了进一步验证准备电位和自由意志的关系，心理学家李贝特在上世纪80年代设计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实验，来记录当受试者想动手指到手指运动这个过程的两个关键时间点——时间1和时间2。

EXPERIMENT 动动手指实验

在实验中，受试者需要盯着一个钟表，钟表的外面有一个圆点在围着钟转动。被试者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动手指，但他们必须记录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产生动手指的念头时，圆点与钟表的相对位置，这个时间点就是时间1（受试者想动手指的时间，也就是自由意志产生的时间）。而时间2就是准备电位出现的时间。

实验结果让人惊讶。首先，准备电位在真正动手指之前的535毫秒就产生了（时间2:-535毫秒）；而当我们产生想动手指的时间，却仅仅只早于真正动手指时间204毫秒（时间1:-204毫秒）。换而言之，当大脑产生了一个准备动手指的准备电位后，需要再过大约300毫秒，我们才会有动手指这个想法。即我的大脑先产生了一个电活动，它决定了我要动一下手指，然后又过了300毫秒，我的自由意志才意识到，我想动一下手指。

自由意志的产生：所谓的自主的决定与选择，可能都是假象，都是错觉。

李贝特总结道，就自身动作而言，人类是没有自由意志可言的。

请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正坐在汽车的副驾驶座上。当我们看见驾驶员把方向盘向左转，于是我们就说，这辆车会向左转弯，结果车就真的向左转弯了。显然，我们不能说，是我们控制了车的行驶方向，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旁观者而已。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自由意志上。在我们动手指之前，我们的潜意识会发出两个信号：一个信号让手指运动；而另一个信号发给了我们的意识，通知我们的意识，手指就要动一下了。当我们得知动手指早于手指的真正运动，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是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事实上，自由意志并没有决定我们的行动，它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站在桥上看着经验之河流淌的旁观者。爱因斯坦说：“我始终相信，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

一切皆是定数。

意识让我们爱上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确定和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死，古往今来，无一例外；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方式死去。

正是在这最大的确定与最大的不确定之间，我们奋力向前，活好每一天。

但是，如果一切都已经注定，那么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雄孔雀的靓丽尾巴也许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达尔文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进化论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无比崇高的声誉，但是在他的晚年，他却遇到了一个终极的困扰——雄孔雀那造型夸张、华而不实、虚而无用的尾巴。

在自然界中，并不缺乏具有靓丽色彩的动物，但是它们多半有毒，而靓丽的色彩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离我远点，否则你会被毒死。而那些没毒的动物则用靓丽的色彩来模仿那些有毒的物种，混淆视听。但是，雄孔雀的尾巴则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功能——它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炫耀。

一个会消耗极大能量又不便于行动以逃避天敌的巨大无用的尾巴，在“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看来，只能是累赘，完全不符合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理论。所以达尔文哀叹道：“只要一想到雄孔雀的尾巴，我就反胃。”

也许是同时期的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句启发了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给自然选择理论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丁，那就是性选择理论。

达尔文认为，雄孔雀那明显与生存无关甚至危害生存的尾巴，是雄孔雀的第二性征。雄狮的鬓毛、雄鹿的角，以及男人的胡须与低沉的声音，女人的乳房与丰腴的皮下脂肪，也都是第二性征。它们与生存无关，但是它们却像磁铁的南极和北极，深深地吸引着异性。

这是因为生命的本质不仅仅是生存，还需要繁衍后代，让生命不停地流动。正如科学研究发现，如果将雄性动物阉割，的确能改善它们的健康状况，显着提高它们的平均寿命，可是又有谁愿意像太监一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