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缝缝补补的被子

在心理学领域似乎是这样，早期的理论往往为后来的实验研究所否认并抛弃，同时，新的理论不断推出。但现实总是复杂许多：再后来的证据往往重新证明旧理论的有效性，而所谓的新的学说似乎又与证据不符。因而，在心理学中，人们很少能证明某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它们看上去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但当其与其他学说串在一起，拼凑成一床虽不整洁但屡经缝补的理论被子时，却显得很有价值。

詹姆斯-朗格学说就是一则很好的早期理论的例子，直至今天，它仍然在这块理论的杂拼被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看上去似乎被坎农的研究抛弃，接着又被沙切特-辛格的实验一举推出历史舞台。但在1980年，着名研究者和科学挑战者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却以新的形式使它复活。

扎伊翁茨出生于波兰，由于德国对波兰的战争干扰，他直至35岁才完成博士学位课程。然而，尽管起步较晚，他仍然完成了许多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为此也赢得了许多荣誉。他极不安分，喜欢解决令他“烦恼”的问题，并总是大胆地勾勒出它们的答案，然后便弃之不顾，让其他人来完成细节。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扎伊翁茨对“接触效应”进行过若干实验。扎伊翁茨让志愿者观察一些日本商标，有些只给看一次，有些商标则给看27次之多。然后，他问志愿者哪些是他们认识的，哪些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最喜欢的是看过多次的商标，即使它们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这一发现解释了我们之所以转而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因其名字或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扎伊翁茨从这里看到了某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感觉反应（感觉状态）可在认知之外发生，也可在认知性评估之前发生，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比认知更为负责。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富有挑衅性的文章——《感觉与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论》，文章里讲到了情绪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激怒了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为扎伊翁茨的最主要对手，他激烈地抨击着扎伊翁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大量的反证，最着名的是他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其中受试者的情绪被电影唤起，又被给出不同信息的声道形式改变。拉扎罗斯此前曾利用电影中关于澳大利亚土着居民的剧情做过实验。在片中，土着人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做阴茎下皮开槽手术。当这一切开仪式的声道着重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一些观众感到极其难受，但当声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正视这一仪式并因此获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则平缓下来。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必须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是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它们的好处均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其是好是坏。对那些为自身得到好处而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就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着“最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且完全的条件。（“完全”一词是指，思想能够产生情绪；“必要”一词是指，情绪不能在没有思想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但其他人的研究似乎在指明，两种认识都没有过错，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

譬如说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人的六种基本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的，但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则是在孩子发育了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一领域里的许多着名人士却大多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式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信息源，可让我们评估并判断出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目的。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均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

这一点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何经常体验一些可误导我们的、无用的或可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Nico Frijda）提供的几种答案是，坏情绪有时来自于对情景的错误估计，有时来自于一些个人所不能应付的偶然事件，有时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里，稍加迟缓和更为深沉的评估可能对我们更加有利。

当面对一种威胁性较大或非常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狂徒扣押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只能受到它们的伤害。最后，如果我们产生互相矛盾或不可兼有的欲望，或产生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我们就能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近几年来，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在东挖西采，虽未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为刚刚出现的有关情绪与动机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的研究范围很广，从体细胞到神经再到认知，无所不包。下面是各种各样的例子。

——比如，一些人探索出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