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认知学说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的是动机的肉体来源，接着强调的是其丘脑和淋巴来源，唯一忽略的却是一项一般人坚信的日常事实：动机的产生常取决于人类和高等动物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将狗放在一个新的或不熟悉的宅院里时，它们会立即在屋子里四处嗅嗅，东张西望。这些举动并不出于饥饿或其他肉体需要，而出于需要了解环境的心理需求。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往往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按动各种按钮，四处拨弄存钱罐或类似玩具，以期待找到这些物件的运行原理。

大家都知道，由于暴风雨或生病等原因而在家闭门几天之后，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要四处走走，看一下其他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做同一件事的人，也往往希望干别的什么来换换脑筋。

基于行为主义的哈尔与基于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是弱化驱动力。但在20世纪60年代，当认知再次成为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时，一批研究者开始认为，弱化驱动力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高级动物经常受到认知的需要驱动，其行为动机不是生理需要或原初大脑的激励，而是心理刺激。

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进行的其他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的是，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食物、水或其他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奖励。例如，它们学会在笼子过暗时按动杠杆开灯，或当笼子过亮时按下杠杆熄灯。

动物不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也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使自己受到激励。人类最有可能尝试新鲜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时常观看恐怖电影以获得惊吓的效果；观看色情材料以激发自己的性欲；挑选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游戏以挑战自己；开动脑筋解谜；等等。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Fred Sheffield）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的弱化，而是驱动力的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玩游戏，真正的动机并不在于将之看完、读完或玩完，而在于观看、阅读和玩的过程。

然而，我们不喜欢，也不追求过多激励，我们只喜欢适度刺激，不喜欢过于强烈、过于可怕或过于混乱的刺激。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凡开车者、玩生理或心理技能的游戏者，或给他人打工者大都知道，当自己无聊或昏昏欲睡的时候，根本无法将事情做到最好，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过大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获取竞争和控制切身环境的欲望。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来自皮亚杰和其他人就儿童通过游戏和学校教育进行认知的研究。有一个例子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罗伦特（其儿子）一块面包，罗伦特将面包扔在地上，摔碎后捡起来，再扔到地上。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

他持续不断地抓取假天鹅、小盒子和其他几种东西，每次抓到后就伸开胳膊让它们掉下去。他有时竖直地伸开胳膊，有时斜着伸在眼前或脑后。当物件落在新位置时（比如枕头上），他会重复这一地方两三次，好像要研究其中的空间关系。然后，他就修正了这种情形。

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是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并获得在某种程度对其控制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儿童时期，在成人阶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在强制自己增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及处理环境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就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方面有了新发现，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是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边缘系统。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Stanley Schac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进行的。该项实验所得出的理论整整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

沙切特认为，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他和辛格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不能从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情绪，要想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靠外部的提示。思维通过这些提示将身体所体验到的东西分类为愤怒、喜悦、害怕等。

为检验这一假说，沙切特和辛格请志愿者注射苏普拉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所注射的药物为类上腺素阻断剂，可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等较为强烈的情绪。他在事先告诉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上述副作用，但对另一些人保密。

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之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过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待在一起，各自填写一张长达5页的问卷。此时，合谋者将其早已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表演了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显得非常轻浮、愚蠢、开心，总是胡写乱画，将揉皱的纸团扔进远处的废纸篓里“投篮”，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当着其他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问题让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问越具有侮辱性，最后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