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认知学说

：“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将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相反感觉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预先未告诉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那些看到合谋者兴奋的人也会产生类似行为，说他们感到了兴奋；那些看见他气愤的人也会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事先知道该药有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类似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人即时解释某种生理激励状态，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标签，并以他所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情绪状态取决于认知因素的程度下，我们应能预测的是，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为“喜悦” “愤怒” “嫉妒”，或任何能叫出名字的情绪标签，具体什么情绪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这个心理学家所喜欢的新课题的重要性，而且使先前得出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发现具有了意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实验，其中一些证实或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但大部分对之进行了确认与丰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在50年代，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动机及情绪的主要来源。我们无法一一介绍这些种类繁杂的研究成果，在此只选举四例，并列出少量段落：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佛性格研究专家亨利·默里创立“主题知觉测试法”（TAT）以测试性格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无意识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学说将这些方面编组为35种需要，如整齐、控制、顺从、进取、贬抑、教育、联系（归属和友谊）等等。35种需要中的每一种都是动机激发力量，此后的几年里，人们便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一一调研。

研究最深的也许莫过于成就需要，或按心理学文献中的术语，是成就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戴维·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及其同事对成就欲极强者的性格和行为及其来源进行过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他们发现：成就欲较强者喜欢那些能提供具体反馈信息的任务，因此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增长和扩张的工作。成就欲较强的男孩，在其很小时其母亲必定期望他能够独立，并依靠自己生活，她们对孩子的限制也远低于那些成就欲较弱的孩子的母亲。对23个现代社会的调研发现，社会看待成就的价值观往往反映在儿童故事中，并与其近几年电力生产的增加有所关联。

所有这些指明，取得成就的动机是从一个人的母亲和社会那里得来的，因此在本质上属于认知型。

二

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学会控制他或她的即时满足的冲动，并为得到更大的回报或因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而推迟其冲动之时，自我，或很大程度上有意识的自我，会慢慢形成。因此，较大儿童和成人身上的动机尽管受快乐原则的力量影响，但在方向上属于认知型。

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发展心理学家收集到的实验证据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发展理论。比如，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chel）及其合作者让孩子们在直接但较小的满足和延迟但较大的回报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7岁孩子选择的是直接满足，大多数9岁孩子则选择延迟但较大的回报。

同时，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着作一直成为改变心理动力心理学的焦点。人们发现，自我比原来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本我的力量则相当有限。对于致力于心理动力学研究的心理学家来说，这一发现意味着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识的愿望、自我保护机制和价值观所激发的。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治疗者和学院式心理学家大都在热情地探索自我如何利用积极的认知力量以战胜压力，并在犹豫不决时抵消焦虑，同时也探索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无理防范和自我防御。

三

20世纪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斯金纳，都是决定论者。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人类行为就像现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一样，皆是有因的。按照这一观点，个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或大多数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然而，“意志”一词在20世纪中期即从心理学中完全消失，今天，在大部分现代教材中，甚至连一句也没有。然而，这一概念并没有死亡。它改头换面，以别的名字存活下来，且理由充分。

一方面，心理治疗学旨在使病人从无意识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只能意味着，病人能有意识地在选择中进行衡量和判断，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不是意志行为，那么，这一决定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元认知”——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管理这些过程的能力的认识慢慢出现。儿童渐渐发现，他们有多种方法来记住一些事情，形成问题的求解策略，并对物体进行分类。他们开始练习，对自己的思想过程进行有意识的、自愿的控制。

再有，认知心理学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