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坎农的实验工作引发了对詹姆斯-朗格理论的争议，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情绪和动机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后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坎农的动机理论与詹姆斯相同，他认为，外围提示给动物以动机，口渴会引发饮水，胃响会引发进食。他的情绪理论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周边或内脏条件并不是情绪的起因，而是其他原因的伴生效果。这使坎农和其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愤怒和其他情绪起源于丘脑，即大脑核心中从感觉器官（除鼻子之外）接受信息并将合适的信息传达至皮层和ANS中的原初结构。按照坎农-巴德理论，皮层通常控制并抑制丘脑，但当丘脑发出某种信息时，比如看见敌人，皮层就放松控制。丘脑将其情绪信息传达到两个方向：一是神经系统，因神经系统会产生对情绪合适的内脏反应；二是皮层的后部，情绪感觉在这里形成。因此，情绪的体验及其内脏症状是丘脑信息的平行效应。
坎农的两种理论，解释了驱动力。尽管它们一度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最终仍被其他的实验证据推翻。1939年，研究人员两度利用“假饮”进行测试。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狗的食管里接上一根管子，将狗饮下的水接出来，以使水流不进胃里。尽管狗的嘴里大量饮水，却无法减轻口渴。显然，干裂的嘴唇并不是引起口渴的驱动力，它来自于一种更深层的内脏信号，并通过神经系统变成行动。
然而，坎农-巴德的情绪理论仍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尽管为后来的一些研究所修改。后来的研究表明，ANS、丘脑和神经系统中的其他原初领域可以自行生成情绪，并不需要内脏任何输入式的参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瑞士生理学家沃尔特·希斯在实验狗的下丘脑（位于丘脑下部的部分大脑核心）中植入电极，令其释放微弱的电刺激，结果狗立即做出愤怒的反应。当希斯将同样强度的电流送入下丘脑前面的区域时，狗开始镇定下来，并很快入睡。
另一个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由发展心理学家J.E.斯坦纳（J.E. Steiner）提供的。他给一些新生婴儿拍照，在婴儿第一次通过乳房或奶瓶吃奶之前，让婴儿喝下有甜味、咸味或苦味的水。甜水使婴儿吮吸嘴唇；咸水使婴儿噘起嘴唇，皱起鼻子表示不悦；苦水使婴儿张开嘴吐水，或作呕。斯坦纳接着给先天无脑的新生婴儿（无脑是一种畸形，胎儿的大脑主干以上部分没有脑组织，该婴儿很快会死亡）做同样的实验，发现他们表现出的面部表情和反应与前述的一样。这样一来，简单情绪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脑干形成的。不过，在正常儿童中，这些反应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做了部分修改，因孩子能学会哪些是社会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行为。
事实上对动机和情绪的高层次皮层影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科研的前沿。新近一个病例充分说明了额叶皮质（认知过程的中心）对情绪的影响。病人名叫艾略特，30多岁，由于眼睛后面有一个巨大的肿瘤而患了剧烈头痛症。医生为他做了切除手术，但未能去掉周边的额叶组织。艾略特很快康复了，然而却失去了决策能力。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此对工作和生活中犯下的诸多错误没有任何反应。着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斯奥（Antonio Damasio）为他做了检查后写道：“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可他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痛苦，没有不耐烦，对我无休无止的问题也没有一丁点的反感。”当人们把令人不安的照片（如严重受伤的身体）放在他面前时，他说，手术前他会感到不安的，可现在他什么感觉也没有。
哲学及宗教传统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生理的一个方面，但现代认知心理学通过艾略特以及其他具体病例发现，我们的动机和情绪大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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