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格的基本单位

本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心理分析学家做出的。

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做出了解释，认为成人的性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其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

阿德勒的兴趣却集中于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容易产生自卑感。

荣格认为，性格是由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的概念）形成的。

心理动力学概念虽然提示了性格的发展，但并没有给心理学家提供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方法。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质只有在几十甚至上百次临床诊疗后才能得出，即使这样，此种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评估。在性格测试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认为，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可计量的分类学”。

最早的分类学始于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着名实验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以辨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中抛出了第一套人格测试问卷，即一种征询表格，向受试者征询有关症状，如：“你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觉得想向下跳?”等等，将获得认可的症状数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总的分数。

作为性格评估，这无疑既原始又有限。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确实有效，这些问题的确能将正常人和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诊断出的神经质患者得出的肯定答案平均为36项，正常人仅有10项。

伍德沃思的开拓启发了很多人。战后，许多心理学家设计出类似的其他问卷，让受试者自我评估。没过多久，这些问卷很快开始涉及总体的性格特质问题。早期测试中的最优秀问卷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Robert Bernreuter）设计出来的。该问卷共提出125个问题，将分数归类为四个主要特质：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怜?”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说不出”）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将得3分，自制上得1分，神经质上得0分，自足上得0分。全国迅速席卷起一股心理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约100万份类似的测试问卷销售一空。

到此时为止，性格成为心理学的特别领域，由特质理论主导。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特别情境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

1928年和1929年，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似乎从特质理论中脱颖而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Mark May）是心理学家，也曾供职于联合神学院。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做书面测试，以察看其对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诸如集体游戏或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作弊、偷窃或撒谎，看似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研究者一眼即可判断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孩子们不仅在书面测试中说的话与实际行为的关系甚小，在一种情形下与另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也根本没有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互相矛盾。我们都能感觉出，在所认识的人中，有的诚实，有的不诚实，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谨小慎微，有的草率鲁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出来救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纳州一个乡村医生的孩子，而且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所在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英格兰，母亲则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奥尔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奥尔波特家里总是住着许多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照顾病人等。他继承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财富随心所欲。”

在哈佛，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从事许多社会服务的志愿性工作，从而使其满足了帮助困难者的深层需要，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一种竞争的感觉（以纠正普遍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融为一体，因为他确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他人的性格进行充分的理解” 。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只在有意识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那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唯一的见面，因为那次会晤对他影响深远。当时，他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在访问维也纳时给弗洛伊德写信说很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他先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从而可以看出他对脏物具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