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思维的再发现

韦特海默的理论是，思维让进入大脑的感觉有了结构和意义。这一认识显然走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往往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技巧。

当时，自然科技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已可以进行长距离飞行，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镭和钋，卢瑟福（Rutherford）正在编制原子结构理论，齐柏林（Zeppelin）客运服务开始起步，黎·德·福里斯特（Lee De Forest）的晶体管也刚刚申请到专利。新的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成，心灵主义心理学则比以前更为形而上，更不科学，因而更像明日黄花。

心理学领域，其他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其他感官接受到的感觉并不一致，认为感知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就已指出，当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已改变，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旋律。因为我们辨识音乐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医生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rch）于1897年说道：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个圆圈时，它总是圆的，但在镜头上观察时，它却是椭圆的；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像改变了，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的桌子的经验并没有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将按自己所知道的目标形状进行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Vittorio Benussi）进行了着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在长度上看起来有所不同，而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

图 1 穆勒 - 里尔错觉他发现，即使他告诉受试者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无法使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韦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在接受培训时早已熟知了这些发现与概念。此后，三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特海默研究过有阅读障碍、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考夫卡的博士论文是格式塔式节奏形态，苛勒研究的则是声响心理学。

然而，这样一个志趣截然不同的三人小组，乍看起来，还达不到彻底击败冯特心理学的智力水平。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特海默是个犹太人，长相颇具孩子气，头顶略秃，蓄一脸毛乎乎的、元帅般的大胡子，但骨子里有股诗人气质，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个性乐观。他富有煽动力，当然也有口才，脑子里总是闪现出新的念头。然而，他非常不擅于写作。

柏林人考夫卡只能称得上半个犹太人。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写满严肃，性格内向而敏感，且极易动摇。但使人无法解释的是，这些特点尽管使其上课干巴得味同嚼蜡，却对女学生极具吸引力。尽管他在讲台上浑身都不自在，但在写字台上却是游刃有余，不断地炮制出一系列格式塔心理学的学术报告。

苛勒则出生于爱沙尼亚，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成人，脸上呈现出好斗的表情，硬邦邦的短发在中间分开。他是三人组中最刻苦的实验者，后来到一所研究院工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他高傲、古板，为人正派——对于结交10年的朋友，他才肯使用“你”来替代“您”——但在写作中，他的文笔总是令人意外，感到既放松又使人着迷。

然而，三人性格及爱好的不同却能使其各司其职，取长补短，从而结出难以意料的硕果。格式塔心理学史的一位研究者认为，韦特海默是“智慧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考夫卡是“该组的销售者”，而苛勒则是“内勤人员，干实事者”。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成为德国心理学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其他国家不断成长中的心理学流派。但它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且大多发生在1927年至1935年间，也即三人全部来到美国之后。尽管三人均没有在美国心理学的机构中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思想已渐渐地充斥于心理学之中，并发展壮大，直逼行为主义的营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