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颅相者：加尔

其他物理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抚摸并测量头颅，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分布的细节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直接相关。

相面术对心理学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却为一种相关的理论——颅相学，铺平了道路，而颅相学对心理学则产生过重大影响。颅相学认为，头骨的轮廓取决于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

加尔出生于德国，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并于1785年在该市取得医学学位，是位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加尔鼠头鼠脑，五官低洼，很难取悦于人——但他的许多着名患者显然并不在乎他的相貌。加尔是习惯的叛逆者，不相信权威，热衷于激烈争辩，沉醉于乱搞女人，且非常贪婪，甚至在进行科学演示时还收入场费，而这在当时有悖于常规。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脑解剖学家。通过解剖，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大脑的两个半球是由一些乳白色的物质所组成的茎（接管）连接起来的；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进行的（结果将使身体一侧的感觉到达另一侧的脑部）；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也就越高。

加尔所做的一切是对神经科学的巨大贡献，到今天仍是如此。但这些发现却使教会的权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为不快，因为他们将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为更加发达的大脑，而没有归结为非物质的灵魂或意识。1802年，皇帝禁止加尔进行进一步的讲演，理由是这些讲演将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他数度请求皇帝取消禁令，始终没有得到响应。因此，他于1807年放弃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的思想显然也没有得到拿破仑的支持，更没有受到法国学院派的回应，但他仍然固持己见，终生不渝。

加尔对大脑结构及其与智力的关系等知识所做出的贡献，本应使其在心理学史上占据令人尊敬的席位，但他的颅相学理论所取得的声誉远远超过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因而后世通常在评判他时，总是将他与这个理论相提并论。

当加尔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智力超过动物智力的原因是人类的大脑皮层发育得更完全时，他突然想到，人类在智力和性格方面的可测性差异，也极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大脑皮层发育的不同所致。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侵扰他多年的困惑。不管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有一个问题总是让他感到苦恼。他发现，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却得到更好的成绩，因为他们更善于记忆——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着很大的头颅，眼睛鼓出。加尔猜想，这一定意味着，眼睛后面的皮层区可能就是大脑的记忆区，记忆力旺盛者，一定是该区域的发育非常特别，甚至逼使眼睛外突。

果真如此的话，是否就意味着更高级的才能取决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或器官呢？比如，为什么不可以存在某个专门生成“好战”或“仁慈”等的器官呢？加尔记起苏格兰联想主义者托马斯·雷德所提出的几十个大脑功能区，也许每一种功能都位于某个特定的皮层区，大凡具有某种超常功能者，极有可能是其大脑在这一区域发育特别。

他无法打开人的头颅以检测这一理论正确与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造X射线在当时还没有问世。但加尔还是慢慢推出一个简便的假想。正如善记忆者眼球外突一样，任何发育特别者，其相应区域的颅骨肯定也会外突。而且，说来奇怪，在他开始寻找证据时，他发现证据到处都是。下面一段文字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发现“贪取型器官”的：

以前，我在家里使用很多役童和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窃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他人偷来的面包或水果，而那些偷窃者却嘲笑这种行为，认为他们很傻。检查其头颅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久的小偷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至眼睑根部（也即耳朵上方和前面），而这个区域平坦者往往讨厌偷窃。

加尔及其同事检查了几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的患者和其他人的头颅，并画出一张标有27个功能区域的颅骨图（后经施普茨海姆扩大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支撑该功能的器官或皮层，凡颅骨特征突出者，其相应部位的功能就高于常人。经加尔认定的区域主要有好色区（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耳后）、威严区（头顶前部）、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处）等。

加尔在1810 —1819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着作，用以描述他的发现。通过加尔的着作和自我推销，颅相学红火起来，且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长盛不衰。有一阵子，仅在英国一地即成立了29个颅相学协会，出版数本颅相学会刊。在纽约，颅相学“诊所”在百老汇一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颅相学大师在美国各地巡回摸诊。在颅相学的巅峰时代，它甚至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谈资，众多人在颅相中寻找人生两难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杰出人士和严肃学者也相信它，他们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瓦尔特·惠特曼等。

然而，颅相学从一开始就遭到科学界的坚决反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