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早期文明（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800年）

上，作为“无限天堂”的象征，成为诸神尘世的居所。城市被命名为“巴比拉尼”（babilani）——“诸神之门”，亦即神进入人间的入口。诸神在埃萨吉拉神庙排好座次，用神圣的祭典庆祝“宇宙万物各得其所，隐蔽的世界自我呈现，诸神各就其位”54。从此以后，这座城市就可以取代“黄金时代”的宇宙轴心（axis mundi），成为新的天地桥梁。

在《圣经》中同样有迹可循——耶和华在杀死提阿马特似的海怪后创造了世界。55这类创世说在中东地区十分流行，它折射出人们当时的文明观：文明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是一场与压倒性优势抗争的巨大努力，从而阻止人类倒退到未开化的蛮荒时代。每到新年的第四天，巴比伦人都将吟唱史诗《埃努玛·埃里什》。这部史诗跟其他神话叙事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描述了发生在神圣的“每一刻”的神秘而不可言说的事件；它不像普通的历史事件那样，一旦结束就永不再来。“创世”是个漫长的过程，人们需要对抗无序，需要神圣力量将混乱与灾祸拒之门外。

在远古时代，一个象征与其不可见的所指是无法分割的。象征的意义就在于以某种相似性使不可见之物得以显现。庆祝新年的象征性仪式就是一出戏剧，而且，就像一切神奇的戏剧情节那样，它将彻底打破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把参与者和观众们一同从世俗的关注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信以为真”的神圣游戏中，崇拜者感到自己被投入构成日常生活背景的永恒的神圣领域——宰杀一只替罪的羔羊以抵消垂死岁月；模仿战斗场面以再现马杜克对抗提阿马特的创世之战；举办农神节[7]以重演宇宙之初的混沌无序，人们在纵情喧哗狂欢中羞辱统治者并选举一位狂欢节的新“国王”登基加冕。这种仪式化的解体，将唤起人们类似于萨满在其启蒙仪式及精心安排的“通过仪式”中所先后经验的心理崩溃和生命复苏。在远古的精神传统中，任何创造都必须先象征性地复归于原初的混乱。56众所周知，创世神话从来不向人们提供生命起源的真实信息。在远古，述说宇宙起源的神话一般会在敬拜仪式上念诵，或在一个人们感到需要注入神圣能量的极端时刻，比如新年、婚礼或者加冕礼，人们即将开始一项探索未知的新的冒险之时，其目的并非为了告知，而是主要用于心理治疗。当人们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希望结束一场争端或治愈疾病时，就会向创世神话寻求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从“永恒能量”中汲取足够的养分来支撑人类的存在。神话和仪式似乎旨在提醒人们，“否极”之后才能“泰来”，生存和创造需要一场献身的斗争。

另一种宇宙论更重视献祭，认为自我牺牲才能实现真正的创造。

在印度的吠陀神话中，创世就是自我献祭的结果。宇宙巨人普鲁沙[8]将自己奉献给诸神，诸神用肢解的方式拿他生祭；整个宇宙和构成人类社会的各阶层就是用他的身体创造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神圣和绝对的。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关于巨人盘古“开天辟地”的著名神话，他劳作了三万六千年之久[9]，终于创造了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而这位神话英雄则筋疲力尽地倒地死去。这一母题在中东的战争神话中也有表现。提阿马特、莫特和利维坦（Leviathan）并不是邪恶的化身，他们只是在扮演他们在宇宙中的角色——在宇宙从混乱中形成秩序之前，他们的角色就是死去并被肢解。生存法则和社会文明都建立在他者的死亡和毁灭之上；无论是神还是人，除非他们随时准备好自我献祭，否则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创造力。

迄今为止，神话的核心一直是诸神之间或原型祖先之间的创世斗争及丰功伟绩，而都市神话首次切入到人类自身的历史世界。因为人类对自己的能力和独创性已经具备了更强大的信心，人们开始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动因，并日益成为神话叙事的主体，而诸神则日渐远去。

诗人们开始重新诠释古老的神话。在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10]中就可初见端倪。吉尔伽美什很可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据记载，他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乌鲁克（Uruk）的第五位国王，后来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最早的传说讲述了他和仆人恩基度（Enkidu）的冒险经历，他的壮举带有典型的英雄色彩和萨满色彩，譬如降伏怪物、造访冥府、会见女神等。后来这些故事被赋予更深刻的意蕴，发展成为对永生的追寻。但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写成的最后版本中，神话还探究了人类文化的局限和意义。

在史诗的开头，吉尔伽美什是一个内心迷失了方向的男人。他性情暴躁，荒淫无道，人民怨声载道，向诸神乞求帮助。诸神听到了他们的怨言，但显然不愿再直接卷入人类的事务，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来行动。他们决定给吉尔伽美什制造一个真正的对手——恩基度，希望他们相互争斗，从而让乌鲁克获得宁静。恩基度是个野蛮的原始人，喜欢在乡间野地横冲直撞。他毛发杂乱，赤身露体，吃青草充饥，饮脏水解渴，就是一个“太初之人”57，野性十足，与野兽相处比跟人类相处更自在。为了驯服恩基度，吉尔伽美什派了个妓女莎姆哈特（Shamhat）去教化他。在跟莎姆哈特一起过了六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