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宪法化与二元政治

uf）解释了定居者自由的内部原则是如何与殖民化的外部条件紧密联结在一起：“无疑地，条约对印第安人权利的任何承认也被理解为暂时性的，取决于将来谈判的需要，只要谈判保证土地得到最高程度的利用，以及最文明统治形式的共和主义政府最终得以建立。” 15

因此，将这个新共和国说成是一个定居者帝国，最终的目的是要认可这样一种方式，即在其中征服乃作为美国政治的根本特点而被宪法化，以及在其中这样的征服是如何明确沿着失去的帝国现状界线进行建构的。就像其殖民先辈一样，早期的美国人将西部看作定居者的自然遗产，其目的是要保证新国家的内部自由和永久和平。地方州长、军队司令以及未来的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Henry Harrison），在1809年对印第安纳地方议员发问时曾准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当上帝似乎注定要帮助大量人口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并使其成为文明、科学和真正宗教的中心的时候，难道依然还要让它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成为少数可怜野蛮人的出没之所吗？” 16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扩张行动都在定居者社会内部彼此达成了一致。事实上，在有关帝国所走的适当路线问题上，政治家和定居者中间经常存在极端不一致的内部意见。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强烈反对“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这一购买使得这个国家大约扩大了一倍，他认为定居者向辽阔的边疆分散对秩序有害，并且必定对高效的政府产生腐蚀作用。联邦党人和后来的辉格党政治家反复主张这些主题。 17 事实上，马歇尔在为征服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时的犹犹豫豫，即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来理解。作为联邦党的坚定分子，就像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时期的汉密尔顿及其他人一样，马歇尔也对西部农民所施加的更多政治控制心存警惕，并将边疆地区对原住民土地的侵略看作对联邦权力的威胁。即便这个新共和国按照宪法享有帝国特权，但这并不能使所有殖民化行为具有道德正当性或政治价值。

类似地，奴隶制问题最终横亘到扩张问题之中，这导致不同地区对帝国行为产生巨大的反感，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使“奴隶的权力”得到提高。从墨西哥—美国战争到南方建立加勒比帝国盆地的努力，有关扩张路线的激烈争论预示着南方的分离。然而，关键在于有关征服观点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原则性的。就像罗伯特·梅（Robert May）写到的19世纪50年代那样：“南方人与北方人在获得新领土的可能性问题上依然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对于可以接受哪些外国或在新兼并领土上允许存在什么样的制度问题上，双方殊难达成一致。” 18 几乎没有人质疑源于殖民定居、并由马歇尔和斯托里阐明的那些法律和宪法理论。作为既成事实，定居者社会享有帝国特权权力，而这使得原住民主权和现有边界都成为临时性的，它们完全取决于（定居者）内部的社会需要。

结果，由于秩序、奴隶制或者边疆农民政治地位提升等问题，对帝国的批评关乎具体的审慎行动。就像梅所写的那样，反对者经常拒绝扩张，理由是时间不合适或美国应该等到像古巴这样的岛屿“瓜熟蒂落”进入美国怀抱中。 19 当然，这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经历并无二致，就具体殖民化案例是否合适的问题，它们经常面临广泛的内部异议。就像这些欧洲国家一样，实用主义的分歧并没有改变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性质。通过做出决定对原住民土地进行殖民，或者扩张进入以前欧洲人的领域，就像进入路易斯安那领地那样，依据源自英国国王至高无上的特权，美国人确保了帝国乃集体生活的基本原则。 20

原住民群体与间接统治

定居者对内的自由计划与对外的帝国特权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的存在经常因美国扩张的野蛮血腥而被掩盖了。移除原住民是定居者独立的前提条件的这种信念，促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抹除原住民存在的征服形式，而这种信念尤其与民粹主义版本的共和主义自由连接在一起。这种系统性地清除原住民的做法，随后留下的是因内部利用特权权力而受谴责的政治。对国内政府特权的敌意，因此掩盖了定居者生活二重性的基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在美国人严肃思考如何处理那些不能被简单视而不见或清除即可的原住民的时期，这种掩盖得到最明白无误的揭露。在此情况下，定居者构建了一种间接统治形式，它几乎等同于帝国统治中心伦敦为被征服民族规定其自由裁量的帝国臣民身份。

从19世纪30年代初两个有关原住民权利的案件，即切罗基民族诉佐治亚案（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1831年）和伍斯特诉佐治亚案（Worcester v. Georgia，1832年），人们可以了解这一发展。21 人们经常认为，马歇尔判决的这两个案子缺乏内在一致性。一位有名的评论者曾总结道：“切罗基民族诉佐治亚案强调印第安人作为依附性臣民的观点……而伍斯特诉佐治亚案则强调其作为不同主权者的独立地位。” 22 当然，由于涉及佐治亚对切罗基领土上传教士起诉的权利，后一个案子在当时